自从早晨散会以后，菊英就在后院奶奶家里等候通知，一直等到晌午没有动静，到别处打听了一下，听说有余把那个牙行舅舅请来了，可是也没有来叫她。她想要是找回家里去，没有同着个调解委员会的人，万一再和常有理她们顶撞上了，又会弄得分辩不清，不如沉住气等糊涂涂他们的好，因此仍回旗杆院后院去。糊涂涂他们似乎比菊英更沉得住气，直到天黑也没有来叫菊英。菊英吃过晚饭，便把玲玲托付了后院奶奶，去找调委会主任范登高去。
菊英出去不多久，玉梅来找她，玉梅白天在互助组里给黄大年割了一天谷，听有翼说他舅舅在晌午就来了，和他爹、他大哥商量分家的问题，不让他参加，把他撵到互助组里来。玉梅除又数说了有翼一顿“没出息”以外，也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因为她的临时宣传小组负有争取刀把上一块地的责任，所以一丢下碗就来找菊英问讯。
玉梅听后院奶奶说菊英找范登高去了，便往外返；刚到院里，听登高在后院东房供销社信贷股和人说话，便往东房里去。她见登高和一个办事员争执一个问题，争得她自己插不进话，只好等着。只见范登高说：“不让我贷，把原来我存的还我行不行？”办事员说：“到了期自然由你提取！”“难道我不存下去也不行了吗？”“定期款自然到期才给你准备！”“我不信你们就没有流动款！”“流动款有流动款的用处，让你拿走了还怎么流动！”“这是乡下！是供销社附设的信贷股！不是银行！不一定要把事情弄那么死板！”“我们只能按规矩办事！”“那叫官僚主义！信贷工作是叫人方便的！不是叫人有钱也不得用的！”“你既然为了多得利息存成了定期，就不能再享有活期的方便。我是执行县联社的决定的。上级叫我怎么做我怎么做。有没有官僚主义都不在基层社！有意见你到县里提去！”“我跟你说不清楚！去找你们主任来！”“主任到县里开会去了！爱找你自己找去！”这个办事员是县城里人，话头比范登高快得多，一点空也不露，弄得登高占不住一点理——实际上他也没有理。登高见战不胜他，退也退不出来，正在为难，玉梅恰巧给他作了后殿。玉梅拦住他的话说：“叔叔！菊英在你家里等你哩！”登高趁势向那个办事员说：“算了算了！你不贷算拉倒！我顾不上跟你白误工！”说了便和玉梅走出来。办事员从里边又送了他一句说：“我似乎比你还要忙一点！”
范登高为什么要贷款呢？因为二号早晨他的赶骡的王小聚回去收秋的时候，约的是三号下午就来，四号早晨就要赶上骡子走。这天下午小聚果然来了，可是上次贩来的绒衣因为和供销社买顶了卖不动；别的货物虽说卖了一些，又因为才收开秋，人们手里现钱缺，赊出去的多，赶不上马上再进货。登高本来还有些存款，当曰因为用不着，就定期存入供销社的信贷股，也不能抵现钱用。他想先到供销社信贷股贷一笔款打发小聚走，等收起账来就还，偏是这年秋天县里让信贷股正规化，准备以后从供销社分出来独立成为信贷社，所以定下的规矩不能通融。县里规定临时贷款限于以下三种用途才准贷出：一、农业投资；二、婚丧事故；三、不可抗拒之灾害。登高是倒买卖，自然不在这三种范围内。信贷股这个办事员为了给登高留面子，没有拿出这三种限制来抵抗他，只说没有现款。这些限制，在登高本来很明白——因为别人拿这些理由去贷款还得由村公所证明。他是常给别人写这种证明的——只是想借村长的面子通融一下，见办事员推辞他便有点不高兴，才扯到定期存款上。办事员见他不识进退，就和他顶撞起来。
玉梅虽说给他解了围，可是玉梅和菊英找他也够叫他伤脑筋。糊涂涂刀把上地一争取到菊英名下，开渠的事就再也挡不住了；渠一开了，第一是要经过他的上滩几亩地，第二是糊涂涂地里的水车再也团结不住满喜和黄大年——这两个人一入了社，他自己不入就更觉难看。他觉着对他自己这样不利的事，除了不便公开抵抗，反而还得帮着去做，不是故意往窄路上走吗？他这样想着想着，就和玉梅走到他自己家。
小聚和菊英，都正在家里候他回来。他一回去，小聚先问他说：“明天走吗？”他说：“明天走还只能给人家送个干脚，自己想捎点什么，款又不现成。已经歇了两天了，索性明天再歇一天吧！也许能讨起些账来！”菊英见他把他自己的事交代完了，就问他说：“叔叔！我们那分家的事今天不见动静，该怎么办呢！”登高说：“他们没有来找，我也不便自己往事里钻。我想他们自己合计合计以后是会来找我的。”
正在这时候，马有余跑进来。马有余看见了菊英说：“老三家也在这里吗？正好！省得再去找你！”又向登高说：“登高叔！我爹请你明天到我们家去哩！不要吃早饭！我们那里准备着哩！”又向菊英说：“老三家明天也不要另做饭！就回家里吃去！‘好合不如好散’哩！明天请登高叔和咱舅舅给咱们当公正人，和和气气商量着分开，以后在院子里处个邻家也方便。你嫂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都担在我身上！”又向他们两个人说：“就这样吧！家里还有客人，我回去了！明天早上我再来请你们！”登高应酬了几句，有余便走了。
单从有余这次谈话的态度上看，这个家满可以不分。他这些话可不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
当这天晌午有余从临河镇把他舅舅接来之后，便连他爹三个人关起门来整整商量了一个下午。他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按什么标准分地。他家一共十四口人——多寿老两口、有余四口、有福四口、有喜三口、有翼一口——六十八亩地，每人平均四亩八分多地。要按人口分，菊英该分到十四亩四分多；要是多寿老两口除出一些养老地，其余按四股分，菊英就可能少分一点。有余说按股分合适，因为养老地可以多留一点，而且可以留好的。开始打算留二十亩养老地，后来怕菊英不愿意，再按人口和他们算账，只决定留十六亩。按这样分，菊英该得着十三亩，比原来少一亩多。谈到这里，老牙行想起一件旧事来。老牙行说：“在减租时候那次假分家，不就除的是十五亩养老地吗？要是那一次的分单文书还在的话，就省事多了。”他转向糊涂涂说：“那文书是你表兄写的。如今你表兄也死了，更可以证明那是真的，省得我们跟她临时讨价还价。”糊涂涂说：“不过那次斗争没有斗到咱头上，所以就没有把那文书拿出去过。”老牙行说：“没有往外拿过不更好吗？你可以说：‘孩子们多了我早知道早晚要有这一天，所以我早给他们安排了！’这样一则可以表明你有远见，再则可以表明你大公无私，不是专为了菊英才布置的，三则可以省去临时麻烦。”糊涂涂觉着他说的也使得，便叫有余到东房里从那一盒差一点没有被满喜倒在垃圾里的古董里把四张分单找出来。他们商量的第二个问题是刀把上的那块地。他们估计到社里人会叫菊英要那块地。糊涂涂先让老牙行查一查分单上刀把上那块地是不是养老地，结果查出写在老二马有福名下，不是养老地。糊涂涂说：“虽然不是养老地，只要不在老三、老四名下就好。”第三个问题是调解委员会会不会推翻这些分单，主张重新分配。糊涂涂说：“不会！主任委员是范登高。这个人是村长也是党员，说话很抵事，不过他自己是既不愿开渠也不愿入社的。只要我们说得有点情理，他是会顺水推舟的。”老牙行说：“咱们先跟他联系一下好不好！”糊涂涂说：“那可不行！你让他自己说，他会帮着我们说话；要是当面和他说破，他反而不敢帮我们——因为他怕别的党员抓住他的把柄。”第四个问题是万一丢了刀把上那块地，大年、满喜两个人入了社，互助组也散了，菊英也分出去了，自己也入社是不是比单干合算。有余这个铁算盘算了一下：除了菊英分出去的地，自己还剩五十五亩，每年还得吸收一百个短工，估计可以收到一百零八石粮；要是入了社，连土地带劳力可以分到八十八石粮，单干要比入社多二十石，再抛除七石粮的零工工资，也还多十三石——因为一百个零工等于雇三个多月长工，还是忙季，自然有些剥削。糊涂涂说：“万一那样的话，先单干一年试一试。成问题的是入社的多了，零工不容易雇到。”最后一个问题是研究了一下在谈判时候对付菊英的态度。他们三个都一致主张要和气，尽量让菊英不好意思争执，要让常有理和惹不起忍着点气来顾全大局。
因为经过了这样一番布置，所以有余见了菊英才那样客气起来。
有余走后，登高以为自己毕竟还有权力，便慢吞吞地向菊英和玉梅说：“我估计对了吧！我知道他们越不过我这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