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俞理初颇有缘。他的著作我得到了不少，虽然刊行的就只有三种，其各种刊本我却都已收得了，计有《癸巳类稿》四部，《癸巳存稿》三部，《四养斋诗集》一部。寒斋旧有《类稿》《存稿》各一部，皆系通行本，《类稿》刻于道光十三年，《存稿》则是光绪十年重刊者也。后来在北京得《类稿》巾箱本，乃光绪中会稽章氏式训堂所刻，及安徽丛书第三期书出，又于其中得影印《类稿》，乃经俞君晚年手订，多所增益，书于书眉者。《类稿》各本大抵已尽于此，但我又有一部，仍是道光求日益斋刻本，经过李越缦收藏批注，亦有可取，故复另列。原书系后印，纸墨俱劣，目录后空白有题字六行云：
“咸丰十年庚申八月，元和顾河之孝廉持赠，越缦学人。此书见闻极博，自经史以及谈谐小说，无不赅综，甘石岐黄之书尤所留意，惟好自炫鬻，繁征博引，笔舌迂冘，转晦本义。又如《节妇贞妇说》，《妒非女人恶德论》，《佛经论》，《红教黄教论》等，持论偏颇，引用不根，皆其所短，而淹洽贯串，终不可没也。是月二十一日，莼客记于都城宣南困学侨斋。”案《越缦堂日记》咸丰十年庚申八月十一日条下云：
“河之来告明日行，以凌廷堪次仲《校礼堂集》，俞正燮理初《癸巳类稿》为别。”顾河之名瑞清，为涧蘋之孙，日记中称其年四十余，粥粥笃谨学问人也，听其谈古籍源流甚悉，固有得于家学者。查二十一日条下则并无记录，只言英法联军和战事，盖其时正军逼都城，在焚圆明园前二日也。书上批注凡十七处，大抵皆示不满，唯据上文所题，虽学风不同，而亦仍不能不表示佩服耳。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条下云：
“新安经学最盛，能兼通史学者唯凌次仲氏及俞君。其书引证太繁，笔舌冘漫，而浩博殊不易得。”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条下云：
“理初博综九流，而文繁无择，故不能卓然成一家言，盖经学之士多拙于文章，康成冲远尚有此恨，况其下乎。”由此可见在此三年中越缦常阅《类稿》，佩服之意与年渐进，末了则于笔舌迂冘一事，亦有恕词矣。
《癸巳存稿》最初有道光二十八年灵石杨氏刊本，但据同治八年胡澍跋云，《存稿》十五卷，灵石杨氏刻入连筠簃丛书，而流传甚少。又光绪十年重刊本姚清祺序云，购诸书肆杳不可得，缘其书刊自山右，兵燹后板之存否未可知也。可见此本颇不易得，胡甘伯题记已距今八十年矣，寒斋乃能偶然得到一部，虽或未能如连筠簃刻本桂氏《说文义证》之难有，总之亦殊可喜矣。此外又有一部，原来亦仍是光绪重刊本，但经过平景孙收藏批注，每卷有朱文安越堂藏本方印，目录下有印二，白文曰曾经沧海，朱文曰上下今古。全书有墨笔圈点，卷中改正增注者凡七处，总目之后题字二行云：
“甲申九月二十一日斠，时湿注臂臑，捉笔不定，涂鸦殊可憎也。”盖即是刻书之年也。卷末又有题字三行云：
“理初先生叙述文字，无一字拾古人牙后慧，谋篇制局，亦绝不似八家，细按之无不自《左》《史》出，泽古深者宜善是也，世徒以考订推先生，失先生矣。七夕。”白文印曰栋山。后又题曰，七月廿八再斠一周，蒲明子。此二项不纪年，或是甲申之次年欤。此处平氏所言与李氏正相反，鄙人虽未能完全赞同自《左》《史》出之说，但亦觉得俞君之文朴质可喜，殆因不似八家之故，与鄙见有相合者也。
《四养斋诗稿》三卷，咸丰二年夏校刊，程鸿诏跋，共三十六叶，计诗百五十五首。余所得一本系竹纸印，卷首有方印朱文曰，汪氏云荪校读图书，末尾白文印曰，平阳汪氏藏书。余有题识书于卷头别纸，文曰：
“俞理初诗自称甚不佳，亦正不必以诗重，唯诗以人重，后世自当珍惜也。《四养斋诗稿》刻板去今才九十年，而今已甚少见，盖中经太平天国之乱，久已毁灭，吾乡蔡孑民先生为俞君作年谱，求此稿终不可得，乃从皖人借读之。寒斋于不意中能得此一册，大可欣幸，正宜珍重护持之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八月三日雨中，知堂记。”案据程跋谓俞君自记有云诗甚不佳，已付惜字篓，忽见诗中世上尽多善悟人句，因复存之。今查原诗在卷三中，题曰“个中”，今全录于下，以见一斑。
豪竹哀丝动画尘，等闲笑傲亦前因。个中无限难圆梦，世上尽多善悟人。车马劳身抛素业，莺花过眼惜青春。围炉我亦酣歌者，落拓游踪难重陈。以下共有三十首，多似无题之作，其中唯有七言四句者一首题曰“古意”而已。民国癸未十一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