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渔川口述的《庚子西狩丛谈》五卷，以前曾经阅过，近日得上海新翻印本，寒夜听窗外风声，重读一遍，多所感触。关于庚子资料，龙顾山人《庚子诗鉴》所集已多，唯吴君所述者系其亲历，自别有亲切有味之处，但是不佞特别有感者，却在于笔述者甓园居士之论断。居士总论拳乱之根本症结，不外二端，一则民智之过陋，一则生计之窳薄，易言之即是愚与贫耳。其论民智之过陋云：
“北方人民简单朴质，向乏普通教育，耳目濡染，只有小说与戏剧之两种观感，戏剧仍本于小说，即谓之小说教育可也。小说中之有势力者无过于两大派，一为《封神》《西游》，侈仙道鬼神之魔法，一为《水浒》《侠义》，状英雄草泽之强梁，由此两派思想浑合制造，乃适为构成义和拳之原质。故各种教术之统系于北方为独盛，自义和团而上溯之，若白莲天方八卦等教，皆不出于直鲁晋豫各境。据前清嘉庆年间那彦成疏中所述教匪源流，盖亡虑数十百种，深根固蒂，滋蔓已遍于大河南北，名目虽异，实皆与拳教同一印版，被之者普，而入之者深，虽以前清之历次铲刈，而根本固不能拔也。”后面论拔本塞源之计，以为应从改革民众社会着手，也分为二端，一则注重于普通教育，一则注重于普通生业。其论普通教育云：
“改良小说，改良戏剧，组织乡约里社，实行宣讲，以种种方法，使下级社会与中上级逐渐接近，以相当之知识，递相输灌，使多数民众略明世界大势与人类生存之正理，勿侈言学校普及，炫难得之远功，而忽可能之近效，则事半而功自倍。”论生计这一方面本来也颇有精义，现在只抄取关于民智这一部分，其脉案其方剂都很得要领，殊不易得。特别是注重社会教育，欲使下级社会与中上级逐渐接近，又使多数民众略明世界大势与人类生存之正理，这两点很是切要，自有特殊的见识，非一般知识阶级所及。刘君说这话的时候是在民国十六年，现在又已过了十六年的光阴，重复听到，还觉得极有意义，但中国国内情形之无甚进步，也即此可见了。
下级社会与中上级游离，固然是不好的事，但是中国的现象，又显得中上级社会的见识渐与下级接近，其重大性也极值得考虑。大家知道，庚子事变的远因在于中国民智之过陋与生计之窳薄，其近因在于外国教士之跋扈，政府诸要人之荒谬，这末一件事易言之即是官与拳匪同是一般见识。刚毅奏称董福祥是臣的王天霸，此轶事已脍炙人口，证明他的知识不出戏剧小说，此外袒拳诸臣工既已明见处分，其荒谬是无可疑的了。但是举朝衮衮诸公，幸免于拳案的惩戒者，不知其中究有若干人，不信奉关圣帝君与文昌帝君的？关圣原来也是拳匪所奉，即信仰文昌帝君，此又与鸿钧老祖有何区别？小说教育，可以说是中国的国民教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此为本，这里已经分不出什么上下或天泽之辨了。翁方纲在《陶庐杂录》序中云：
“梧门蒙古世家，原名运昌，以与关帝号音相近，诏改法式善。”关帝号者何？云长也。这与运昌二音平仄阴阳均不一致，却奉诏避讳更名。诏者何？乾隆皇帝之命令也。据说戏子唱三国的戏，扮关羽的报名必曰，吾乃关公是也。这样便两极端碰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圈子了。中国人心中有两个圣贤英雄，曰关羽岳飞，有两个奸臣恶人，日曹操秦桧。这是从那里来的？大家知道这出于两部书，一曰“三国演义”，一曰“说岳全传”，其支流则有说书与演戏，使之渐益普及与深入。士大夫如读宋朝史书以至野史杂记，有感于靖康之际，慷慨奋发，痛三字狱之冤，大骂秦桧，此犹是人情之常，若阅陈寿《三国志》关羽传，乃极致倾倒，则为无理矣。今既轻信小说，关岳并尊，又接受万历时之乱命，称关羽为伏魔大帝，种种神怪之说益多，悉见于文人之记载，由上及下，变本加厉，士子供关帝像诵《明圣经》，而老百姓乃练拳舞刀，关圣附身矣。故小说教育殆已遍及于中国上下，而士大夫实为之首，虽时至今日，政体变革，新式教育已实行四十年之久，此种情形大旨仍无异于昔日也。本来小说非不可读，且并非不可用之于教育，只要用得其道，简单的说就是当作小说去看。艺术据说原从宗教出来，宗教极是严肃的东西，但是一步退后，不加入巡行礼赞的行列里，保持着一点距离，立着观看，即是由宗教的体验出而入于艺术的赏玩了。俗语云，只看见和尚吃馒头，弗看见和尚受戒。受戒与吃馒头，在和尚虽是苦乐不同，有义务与权利之别，但都是正经事，唯在家人旁立负手而观之，或有兴趣与才能，作为略画，则渐移而为艺术，盖其苦乐之情固尚存在，而中有距离，非如身受者之切迫而无回旋之余地也。《三国》《说岳》本是演义，《封神》《水浒》更是假作故事，都很明了，不必多说，即是古代神话，如希伯来希腊所有者，最初实是教典史书，人民所共信守，但是时代转移，也就被视为文艺作品，其影响及于后世文学美术者极大，如宙斯大神今固已非复君临阿林坡斯山上之帝君，然其威严的像与故事则仍俨然存在也。中国的读书人不知怎的把许多事都弄颠倒了，史书只当作写史论的题目资料，拿来一段千数年前的往事，也不细问前因后果，但依据正名之说，加以褒贬，如念符咒，以为有益于人心世道，而演义说部则视若正史，大是奇事。一般士人能作诗文，谈性理，似非民众所能企及，但除此而外，其思想感情殆无甚大差异。史传中朱温之恶甚于曹操，张弘范吴三桂辈之恶甚于秦桧，老百姓不读史，只听演义，故不知曹秦之外尚有朱张吴等，士人读史而亦只信演义，故知有朱张吴而亦仍只恨曹秦，其见识结果与老百姓一样，但白多读了许多书而已。照这样情形看来，最先应做的乃是把中上级的知识提高，随后再使下级社会与中上级接近，减去小说教育之势力，民智庶几可以上进。至其方法，不过在于使士大夫知道正当读书之法，即是史当作史读，小说当作小说看而已，别无其他巧妙，所难者只是千年旧习不易猝改，又学徒众多，缺少良塾师忍坐冷板凳而为之指教耳。
总而言之，中国现今本来还是革命尚未成功，思想界也依然还是旧秩序，那是当然的事。要打破这个浑沌情形，靠外来思想的新势力是不行的，一则传统与现状各异，不能适合，二则喧宾夺主，反动必多，所以可能的方法还是自发的修正与整理。我想思想革命有这两要点，至少要能做到，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一是道谊之事功化。中国儒家重伦理，此原是很好的事，然持之太过，以至小羊老鸦皆明礼教，其意虽佳，事乃近诬，可谓自然之伦理化，今宜通物理，顺人情，本天地生物之心，推知人类生存之道，自更坚定足据，平实可行。次则儒者常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语固亦甚佳，但个人可以用作修身之准则，若对于家国人民，必须将道谊见诸事功，始能及物，乃为不负，否则空言无补，等于清谈也。上述两点原来也颇平凡，看去别无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极是切要，可是也非常难办，比两极端的主张为尤甚，盖中庸的做法在旧的嫌过激，新的又嫌保守，大抵两不讨好也。此事还是着重在知识阶级，须是中学教得好，普通学科皆能活用，常识即已完具，再予以读书之指导，对于古今传承的话知所取舍，便可算成功了。中坚层既已造成，再加推广当不甚难，甓园居士的理想乃可实现，否则骑瞎马者还是盲人，与庚子前后情形无大差异，民智与民生之改进仍无希望。我时时想起明季的李卓吾，他的行为不免稍有怪僻处，但其见识思想多极明白通达，甚不易得，而一直为世人所恶，视若二毛子，无非因有带有思想革命之倾向耳，由是可知此种运动以至提倡实大不易，我辈现今得以略略谈谈者，实在乃民国之赐，正不可不知感激者也。民国癸未十二月大雪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