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昌先生左右：
日前张铭三君来，送来《日本研究》第四期一册，并所惠赠之佐佐木理译《希腊神话论考》一册，领收谢谢。哈利孙女士的著作，我在民国初年见了她的《古代艺术与仪式》以后，才注意阅读，一直很是佩服，不独希腊神话上得到种种教示，就是我对于神与鬼等的理解也深受其影响，虽然茀来则博士的著书又是别方面的来源。去年冬天高坂正显博士来北京，在综合调查研究所见面，谈到哈利孙女士的事，知道他也有文章发表过，仿佛觉得在寂寞荒僻的路上遇见了行人，很是高兴。《古代艺术与仪式》已有日本文译本，也出于佐佐木氏之手，曾经得到，这回又承赠予《希腊神话论考》，于感谢盛意之外，又引起我对于译者一种亲近之感，这是常时难有的事，自己觉得殊可珍惜。鄙人因为翻译亚坡罗陀洛斯的《希腊神话》，于民国二十七年春间曾将哈利孙女士的这《希腊神话论》译出，作为附录，交给当时由胡适之博士主管的编译委员会，后来听说这些稿件存在香港，恐怕现在已经不知下落了吧。本文的译本因为在做注释，还留存寒斋，可是《神话论》没法子去查询，也没有决心去重译，这回看见佐佐木译书，便不免感慨系之。日本学问界日益精进，古希腊之介绍研究渐以加多，克贝耳教授的薪火愈传愈大，隔海望之，至为艳羡，中国不知须待至何时，始能有此一日乎。
《日本研究》的定期刊，非由大才与毅力主持，不能迅速成就，切实进展，每期快读，不胜佩服。命写文章，极想尽力，但是力不从心，也颇有些困难，甚为惶恐。鄙人在芦沟桥事变之前即曾声明，自己从前所走的路全是错的，即是从文学艺术方面下手去理解日本国民精神，这事完全是徒劳，只有宗教一路或有希望，因为我觉得在这里中日两国民最是不同，我们要能够懂得日本国民的宗教情绪，才可希望了解他的思想与行为。我这意见在近六七年中虽然承蒙日本神道学家的支援与奖励，可是我自己还没有动手去做的决心与勇气，因为宗教本是一头窄的门，而我又恰巧是《新约》上所说的少信的人，那么这件事自然如富翁之登天堂，不是很容易的。截至现在为止，我还只在等候有缘的人出现，向着这条路走去，到得后来再从宝山里回来的时候，请他讲故事给我们听，不但增广见闻，而且可以证明我的条陈究竟正确如何。要批评说懒惰，也是无法，不过天下事往往有设计与实行不是一个人的，所谓成功不必由我，似乎也可引以自解。或者说，这一件如果目下做不动，何妨换一件先来做看，谈谈别的问题呢？这是不可能的。假如我是开着一所店铺，拿不出头号货色来，那么姑且拿次号的，对主顾说明白，问要不要且以此代用，那当然是无妨的，现在却不是这种情形。这有如从前运河里粮船堵住了河道，非把这大船先打发走了，后面的船无论如何没法行驶，我想谈日本文化也须得先就宗教懂得个大概，才能来说别的，现在还是谈不到。近来也胡乱的写作，不过那都是关于中国的，自己的事情不能说全不知道，说到日本文化，现今暂时还得“远虑”，等到把宗教一关打通了之后。因此，自己写文章，实在觉得没有办法，这是要请特别原谅的。
翻译似乎没有这样为难了。其实在去冬曾经有一回想译一小篇岛崎藤村先生的随笔送去，因为藤村先生的有好些散文都是我所十分佩服的，而且那时贵刊正要出藤村纪念专辑，觉得更是没有什么责任，所以决心想那么办。实在却是没有成功。那篇文章题为“短夜时节”，收在昭和五年出版的文集《在市井间》之中，反复看了几遍，觉得实在很好，等到要想动手翻译，才又看出来这里口气达不出，那里句子写不好，结果是思量打算了半天，仍旧一个字都没有写下来。这不是说前回不曾交卷的辩解，其实乃是说明翻译之不容易，假如这所要译的是自己所佩服所喜欢的作者所写的文章。或是原文未必佳妙，原作者未必高明，那么马虎的翻他一下也不见得真是怎么难，不过这类东西又未必有人愿意翻译，我们即使有闲，就是茶也好喝，何苦来自寻烦恼，在白纸上去多写上许多黑字呢。翻译白费心力固然是烦恼，而凭空又负上些责任，又是别一种烦恼，或者是日本所谓迷惑。我刚说翻译藤村文章没有责任，便是因为那时要出藤村特辑，纪念藤村的是非其责自在编辑者，应命为文的人别无干系，若是自己自动的翻译介绍某一作品，那么这责任就要自己去负，也实在是一件很有点儿麻烦的事情。譬如你翻译古典作品，不免有批评家要责备说为什么不介绍现代，如介绍了明治时代作品，又会得怪你不看重从军文士。古人说，责备贤者，自然也是光荣，在旁观的看来，总是有点不讨好，殊有狼狈不堪之印象。不过这里只是客观的说，在自己却自有主观，翻译的时候还是照自定的方针去做，因为自己相信所做的工作是翻译而不是通译，所以没有那些责任。有同乡友人从东京来信，说往访长谷川如是闲氏，他曾云，要了解日本，不能只译文学，要译也须译明治作家之作，因他们所表现的还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则只是个人趣味而已。我很喜欢在日本老辈中还有我们这一路的意见，是颇强人意的事，只要自信坚定，翻译仍是可做的，比较成问题的还只是自己的能力。谈到这里，我对贵刊想说的话差不多就齐全了，文章虽不能写，翻译尚想努力，但是在原则上努力不成问题，何时能够实现却未可知，因为这有力的分量的关系。本来根本不是罢工，可是不免似乎有怠工的样子，上边这好些废话就只是当作一篇辩解。
末了顺便附说一点浅陋的意见。我觉得中日两国民现今迫切的需要一个互相坦白的披露胸襟的机会，中国固然极须知道日本，而在日本至少同样的也有知道中国人之必要。理想的办法是各人先讲各人自己的事情，无论怎么说都好，只要诚实坦白，随时互相讨论商榷，不久自然可望意见疏通，感情也会和好。若是甲国专来研究介绍乙国，乙国对于甲国也同样的做，那么是结果大概过犹不及，如不是太偏于客气，便将偏于太不客气。在中国与日本，我恐怕这情形就是如此。将来最好变换一个做法，由两国分别办一个大杂志社，中国方面由本国切实的学者文人主稿，撰述关于中国各问题的论文，译成流畅的日本语，按期刊行，供日本国民的阅读，同时日本也照样的办一汉文杂志，这也未始不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好办法。中国的杂志以介绍中国为主，但亦可留下十分之三的地位登载关于日本的文章，以便与日本方面交换意见，日本则附载关于中国的论文。这种有大使命的刊物其实倒很容易办，既然深切的感到东洋民族的运命是整个的，非互相协和不能寻出生路，但能一切出以诚实坦白，消极的条件只须不失国际的礼仪，那么没有什么话不可以谈或是谈不通的。即如杂志的名号，中国所出的便可称为“支那ト日本”，日本的称为“日本与中国”，—中国人不必厌恶支那之别号，日本也无须再对中国二字表示争执了。写一封信，乃竟拉扯到三千言，已经有点可笑，末后又说梦话，这梦太好了，霍地醒转时将大失望，还不及做恶梦惊醒觉得快活，不过梦由心造，这里的意思总是诚实的，无妨说说，既然写下之后也就不再涂去。以前我曾写过一篇《中国的思想问题》，这文章当然是不足道，但可以表示我近五六年所用心的地方，若是中国要发刊梦想的杂志，我愿意贡献出去，还可以继续效力，关于日本的则只有那篇《日本之再认识》，事实上是一纸关店的声明，由此可知鄙人所言全无虚饰，亦当为朋友们所共谅者也。草草不尽，即颂撰安。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知堂和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