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先生满脸堆笑地接待着。
“翁先生辛苦啦！”
“孩子们真吵得要命！”翁先生摇头叹气地说，一边用小手巾揩掉了鼻尖上的几粒细细的汗珠子。“张先生和刘先生又都不来，叫我一个人如何弄得开呢？”
“张先生去叫去了，马上就要来的。”校长先生更加陪笑地，说：“喝酒吧，翁先生！这酒的味道真不差呀！嘿，嘿，这里还有一大半包花生……娄，嘿嘿……”
“加以，加以，……”
“唔，那些么，我都知道的，翁先生。只要到明天，明天，就有办法了。一定的，翁先生，嘿嘿……”
“为啥体还要到明天呢？”
“是的！因为，嘿嘿，因为……”
校长先生还欲对翁先生作一个更详细的，恳切的解答的时候，那个叫做张先生的，穿着一身从旧货摊上买来的西装的青年男子，跟着跷脚王金哥匆匆地走进来了。
“校长先生，”他一开言就皱着眉头，露出了痛苦不堪似的脸相。“叫我来是给我工钱的吧？”
“是的，刚才我已经同翁先生说过了。那个，明天，明天一定有办法的。明天……嘿嘿……”
“你不是昨天答应我今天一定有的吗？为啥体还要到明天，明天呢？……”
“因为，嘿嘿……张先生，刚才我已经对翁先生说过了，昨天白天，校董先生们一个都不在家，所以要到今天夜里厢去才能拿到。总之，明天一早晨就有了，就有了！总之，一定的……”
“我昨天夜间就没有晚饭米了。校长先生，请你救救我们吧！我实在再等不到明天了！”张先生的样子象欲哭。“我底老婆生着病，还有孩子们……校长先生……”
“是呀！我知道的。我何尝不同侬一样呢？这都是校董先生们不好呀！学校的经费又不充足。……唉，当年呀！唉唉……娄，侬的肚皮饿了，先喝点儿酒来充充饥吧——这里有酒。我再叫孩子们去叫两碗面来。娄，总之，嘿嘿……这老白酒的味儿真不差呀！……嘿嘿……”校长先生将酒壶一直送到了张先生的面前。
“那么，是不是明天一定有呢，校长先生？”张先生几乎欲哭出声来了，要不是有翁先生在他的旁边牢牢地钉着他时。“酒，我实在地喝不下呀！”他接着说，“我怎能喝这酒呢？我的家里……”
“是了，我知道的。你不要瞧不起这酒呀，张先生。当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时候，就最欢喜喝这酒。那时候——是的，那时候我还非常年轻的呀——我记得，那时候的八仙桥还只得一座桥呢。中山先生同陈英士住在大自鸣钟的一家小客栈里，天天夜间叫我去沽这老白酒，天天夜间哪……那时候，唉，那时候的革命多艰难呀！哪里象现在呢，好好生生的一个东北和华北都给他们送掉了，中山先生如果在地下有知，真不知道要如何地痛哭流涕呢！……张先生，侬不要时时说侬贫穷，贫穷，没饭吃；人啦——就只要有‘气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譬如我：就因为不愿意‘失节’，看不惯那班贪赃卖国的东西，我才不出去做官的。我宁愿坐在这里来喝老白酒。总之，张先生，嘿嘿……翁先生，嘿嘿……人无‘志’不立……张先生，侬不要发愁，我包管侬三十六岁交好运。娄，侬来喝喝这杯酒吧！翁先生，侬也来喝一杯……总之，明天无论如何，我给你一个办法……”
第二次的上课钟又响了——校长先生猛地看见壁上的挂钟已经足足地离上课时间过了三十多分了，他这才省悟到自己底话说得太多，太长，忘记了吩咐孩子们敲钟上课。要不是孩子们忍不住自动地去敲钟耍子，恐怕他还以为自家是坐在南阳桥的一家小酒店里呢。
张先生为了“气节”，只得哭丧脸地拿了两枝粉笔和一本教科书站了起来。翁先生却更象“沉冤莫诉”似地，也只得搔搔头发，扯扯衣襟，懒洋洋地跟着站起来了。大家相对痛苦地看了一眼，回头来再哀求似地，对着校长先生说：
“先生，明天哪！那你就不能再拆我们烂污了啊！”
“那当然娄！”校长先生装成了一个送客一般的姿势，也站起来轻轻地说，“不但侬两位先生的，就连生着病的刘先生的薪金，我也得给伊送去呢。”
于是，办公室里又只剩了校长先生一个人，立刻寂静起来了。他一面从从容容地将壶中不曾吃完的老白酒，通统倒在一个高高玻璃杯中，一面又慢吞吞地用手拨开着那些花生衣和花生壳。他想，或者还能从那些残衣残壳里面找寻出一两片可堪入口的花生肉的屑粒来。
第二天底清晨，因为听说有薪金发，三个先生——连那个生着肺病的老头儿刘先生也在内——一齐都跑了来，围在办公室里的那张“校长席”的桌子旁边，静静地伸长着颈子等候着。
“今天无论如何，他要再不给我们薪金，我们决不上课了！”三个人同声地决定着。
孩子们仍然同平常一样：相骂，打架，唱歌，敲钟上课耍子……但是校长先生却连影子都没有回来。
“无论如何不上课！无论如何……”张先生将拳头沉重地敲在办公桌子上，唾沫星子老远老远地飞溅到翁先生底苍白的脸上。
“对啦，咳咳！……三四个月来，我就没有看见过他一个铜钱吃药！咳咳……”老头儿刘先生附和着。他那连珠炮似的咳嗽声，几乎使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孩子们三番五次地催促着先生上课，但翁先生只将那雪白的瘦手一挥：
“去！不欲再到这里来噜嗦了。今天不上课了，你们大家去温习吧！”
因为感到过度的痛苦、焦灼和无聊，翁先生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团绒线和两枝竹削的长针来，开始动手给小孩结绒绳衣服。张先生只是暴躁得在办公室里跳来跳去，看他那样子不是要打死个把什么人，就是要跟校长先生去拚性命似的。只有老刘先生比较地柔和一点，因为他不但不能跳起来耀武扬威，就连说几句话都感觉到十分艰难，而且全身痉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