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先生初名仲，字仲子，通称仲甫，民国六年来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名为独秀，其后在《东方杂志》上写关于文字学的文章，署名实庵，今沿用之。仲甫来信今于纸堆中检得十六封，皆是民七至民十这四年中所寄。七八两年因为在校常见面，故信只四通，用文科学长室信封，都无年月，大抵是关于《新青年》的，今汇录于下：
其一
“《新青年》稿纸弟处亦不多，乞向玄同兄取用。此复启明先生，弟独秀白。”
其二
“五号《新青年》之勘误表（关于大作者），希即送下，以便汇寄。此上启明兄，弟独秀。”
其三
“《新青年》六卷一号稿子，至迟十五日须寄出，先生文章望早日赐下。商务出版书事，已函询编译处高一涵君矣。”
所云出版书，大概即是当初的大学丛书也。
其四
“启明先生左右，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唯此种材料以载月刊为宜，拟登入《新青年》，先生以为如何？周刊已批准，定于本月二十一日出版，印刷所之要求，下星期三即须交稿（唯纪事文可在星期五交稿）。文艺时评一阑，望先生有一实物批评之文。豫才先生处，亦求先生转达。此颂健康，弟独秀，十四日。”
这里写有日子，是七年十二月的事，我于七日写了那篇《人的文学》，后又改写《平民的文学》，与《论黑幕》一文，先后在《每周评论》第四五两期上发表。这种评论共总出了三十六期，至八年八月三十日被禁止出版。是年夏间学生运动发作，五四之后继以六三，《每周评论》甚为出力，仲甫据说在市场发什么传单，被警察所捕，其时大概是六月十一日。查旧日记云：
“六月十四日，同李辛白王抚五等六人至警厅访仲甫，不得见。”
“九月十七日，知仲甫昨出狱。
十八日下午，至箭竿胡同访仲甫。”隔了十几天，又记着一项云：
“十月五日，至适之处议《新青年》事，自七卷起由仲甫一人编辑。”仲甫自此离开北京，在上海及广州办《新青年》，所以九年寄来的信都从上海来的，今择录数通于后：
其五
“启明兄：五号报去出版期（四月一日）只四十日，三月一日左右必须齐稿，《一个青年的梦》望豫才先生速将全稿译了，交洛声兄寄沪。六号报打算做劳动节纪念号，所以不便杂登他种文章。《青年梦》是四幕，大约五号报可以登了。豫才先生均此不另。弟仲上，二月十九夜。
我很平安，请兄等放心，见玄同兄请告诉他。”
其七
“二月廿九日来信收到了。《青年梦》已收到了，先生译的小说还未收到。重印《域外小说集》的事，群益很感谢你的好意。《新青年》七卷六号的出版期是五月一日，正逢Mayday佳节，故决计做一本纪念号，请先生或译或述一篇托尔斯泰的泛劳动，如何？
守常兄久未到京，不知是何缘故？
昨接新村支那支部的告白，不知只是一个通讯机关，或有实际事业在北京左近，此事请你告诉我。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前回有一信寄玄同兄，不知收到否，请你见面时问他一声，我很盼望他的回信。三月十一日。”（案，信中上下款均略，以下同。）
其十
“本月六日的信收到了。我现在盼望你的文章甚急，务必请你早点动手，望必在二十号以前寄到上海才好，因为下月一号出版，最后的稿子至迟二十号必须交付印局才可排出。豫才先生有文章没有，也请你问他一声。玄同兄顶爱做随感录，现在怎么样？七月九日。”
其十一
“两先生的文章今天都收到了。《风波》在这号报上印出，先生译的那篇，打算印在二号报上，一是因印刷来不及，二是因为节省一点，免得暑天要先生多写文章。倘两位先生高兴要再做一篇在二号报上发表，不用说更是好极了。玄同兄总是无信来，他何以如此无兴致？无兴致是我们不应该取的态度，我无论如何挫折，总觉得很有兴致。八月十三日。”
其十二
“十五日的明信片收到了。前稿收到时已复一信，收到否？《风波》在一号报上登出，九月一号准能出版。兄译的一篇长的小说请即寄下，以便同前稿都在二号报上登出。稿纸此间还没有印，请替用他纸，或俟洛声兄回京向他取用，此间印好时也可寄上，不过恐怕太迟了。八月廿二日。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其十三
“二七来信已收到了。先生的文章当照来信所说的次序登出。渔阳里是编辑部，大自鸣钟是发行部，寄稿仍以渔阳里二号为宜，只要挂号，中邮也无妨。玄同兄何以如此无兴致，我真不解，请先生要时常鼓动他的兴致才好。请先生代我问候他。
《新青年》一号出版，已寄百本到守常兄处，转编辑部同人，已到否？九月四日。”
其十五
“二号报准可如期出版。你尚有一篇小说在这里，大概另外没有文章了，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为我一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工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中秋后二日。”
案查上海邮局印记是九月廿九日。
其十六
“久不接你的来信，近几天在报上看见你病的消息，不知现在可好点没有？我从前也经过很剧烈的肋膜炎症，乃以外敷药及闭目息念静坐治好了，现在小发时，静坐数十分或一点钟便好了，稍剧烈便须敷药，已成慢性，倒无大妨碍了。现在最讨厌的，却是前年在警察厅得来之胃肠病，现在为他所缠扰，但还不像先生睡倒罢了。先生倘好一点能写信时，请复我数行，以慰远怀。弟独秀，六月廿九日。”
这是民国十年的来信，从广州发出，用的是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用笺，那时新青年社移在广州，仲甫在那会里大概也有任务，或者是个委员吧。我于九年年底患肋膜炎，在家卧病三月，住医院两月，在香山碧云寺养病四月，至九月末始回家，仲甫寄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在写《山中杂信》，其三的末尾正署着六月廿九日。这信是寄给豫才转交的，我在下山之后才看见，所以山中日记上不曾记有收信的日子，但在八月廿九日，九月廿六日项下均有得仲甫来信的记录，原函却都已找不着了，所以这里可以抄录的也就只得以此为止了。
乙酉八月廿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