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常说，老年人喜欢回忆旧事，既然大家多是这么说，当然有一定的真实性。可是在我个人说来，却未必真是如此。我回顾过去的六十多年，正是中国多灾多难的时节，单举出荦荦大者来说，前清甲申（一八八四）的中法之战，甲午（一八九四）的中日之战，接着是庚子（一九〇〇）的义和团事件，吃了帝国主义者很大的亏。国内的事有辛亥（一九一一）革命后的不安和洪宪帝制事件，北洋政府的争权，酿成张勋复辟以及一联串的皖直奉直之战，都是在北京一带发动的。这些事件都已过去了，现在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一样都没有碰到，这是很幸运的，我们只有羡慕他们，对于自己不愉快的经验毫无可以留恋的地方。不过从别方面来说，知道一点也并不是全无用处的，特别是对于没有经验过这些事情的青年们。我于一九一七年来到北京，那洪宪的一幕已经过去，就我所知道的事情来说，只好从张勋的复辟说起了。
我于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的四月来到北京，正是黎元洪当大总统，段祺瑞当国务总理，摩擦得很厉害的时候，各省的督军都同段是一气的，出来说话给他撑腰，由江苏的张勋和安徽的倪嗣冲为头，开了督军团会议，而且这班军阀逐渐由徐州来到天津，末了张勋终于带了他的辫子兵入驻北京了。本来我们坐火车路过徐州，看见车站上拖了辫子扛着枪的兵便觉得恐怖，现在却开到北京来了，就驻扎在天坛里。我那时是在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事，有一天特地跑去找校长蔡孑民，问他对于时局的看法，他也不说好坏，只简单明了的回答，只要不复辟，他总是不走的。这话的预兆虽然不大好，但多少总给了我们一点安心。这记得是六月二十六日的事情。
七月一日是星期日，因为是夏天，鲁迅起来得相当的早，预备往琉璃厂去。给我们做事的会馆长班的儿子进来说道，外边都挂了龙旗了。这本来并不是意外的事，但听到了的时候大家感到满身的不愉快。当时日记上没有记得详细，但是有一节云：“晚饮酒大醉，吃醉鱼干，铭伯先生所送也。”这里可以看见烦闷的情形。鲁迅的有些教育界的朋友最初打算走避，有的想南下，有的想往天津，但是三四天里军阀中间发生分裂，段祺瑞在马厂誓师，看来复辟消灭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既然没有资力迁移，所以只好在北京坐等了。
段派李长泰的一师兵逐渐逼近北京，辫子兵并不接战，只向城里退，结果是集中在外城天坛和内城南河沿张勋的住宅附近一带。从六日起城内的人开始往来逃难，怕的不是巷战的波及，实在还是怕辫子兵的抢劫罢了。我们也于七日由会馆搬往东城，日记上记的很简单，略抄录数项如下：
“七日晴，上午有飞机掷弹于宫城。十二时同大哥移居崇文门内船板胡同新华饭店。”
“九日阴，夜店中人警备，云闻枪声。”
“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枪炮声，下午二时顷止，闻天坛诸处皆下，复辟之事凡十一日而了矣。晚同大哥至义兴局吃饭，以店中居奇也。”案义兴局系齐寿山君家所开的店铺，在东裱褙胡同。鲁迅日记第六册同日所记可供比较参考：
“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战声甚烈，午后二时许止，事平，但多谣言耳。觅食甚难，晚同王华祝，张仲苏及二弟住义兴局，觅齐寿山，得一餐。”至十四日，遂由新华饭店复搬回会馆来了。
那一天里枪炮声很是猛烈，足足放了十小时，但很奇怪的是，死伤却是意外的稀少，谣言传闻说都是朝天放的，死的若干人可能都是由于流弹。东安门三座门在未拆除之前，还留下一点战迹，在它的西面有些弹痕，乃是从南河沿的张公馆向着东南打过来的。烧残的张公馆首先毁去，东安门近年也已拆去，于是这复辟一役的遗迹就什么都已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