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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革命

(在爱国中学周会的讲演稿)承贵校姜先生约庐隐到贵校讲演,因得与诸同学晤言一堂,不胜荣幸之至!唯庐隐事忙,不克有充分之搜罗,谨就平日管窥之见,为诸同学略述一二,不周不备,实所不免,尚希原谅!

今日所讲之题为“文学与革命”,二者骤视,截然两途,然细究之,实有种种之关系,兹分述如下:

文学之要素,有所谓思想(Thought),想象(Imagination)感情(Emotion),形式(Form),而感情且为每一篇作品之唯一冲动力,大有箭在弦上,不发不止之势,故曰文学之出发点,在感情之激冲。《诗序》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而革命事业,必具之条件,则有热烈的情感,牺牲的精神,视死如归的勇敢,以上诸点,皆不外高尚之情操为之左右耳。故无真情感之文学,如无灵魂之木偶;无感情之革命,如纸上谈兵,永不能见诸事实,必也。有热烈之感情,高尚之情操,始能作真正的革命家,或真正之文学家。

文学又为时代精神之反映,每一时代各有其代表之文学家。盖文学不能无背景,此背景必根据于时代思想及事实,为其思想之中轴,如西欧之莎士比亚(Shakspear),米尔顿(Milton)代表文艺复兴;但丁(Dantin)代表中代的统一思想;哥德(Goethe)代表启明时代(Enlightenment)。文学既是时代精神之反映,则对于某一时代之社会制度,人类生活,常予以批评,故曰:“文学乃批评人生的,——此即文学对于思想上之反抗,而革命则为现实生活不满足而生的反动,——即积极的实际运动,而其对于一切之不满,实与文学同一意味。”

揆此则吾人可得一断案,即文学与革命实同立于一个相同的出发点也。今更进而论其因果关系:

文学作品往往可以启发一般人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而发生革命的动机,如俄之屠格涅夫(Turgeniff),托尔斯泰(Tolstoy)因农奴制度之不满,而作《猎人日记》及《黑暗的势力》等,其后遂有农奴释放之运动。他如法之卢梭(Rousseau)之《民约论》,激起法国之革命。马志尼之《人的义务》(The Duties of Man)一书引起意大利之统一运动。但文学只限于思想上之反抗,和思想上对于一切不满之启发。如何能使其所反抗者,归于毁灭,而所理想者终于实现,是则有待于革命家之实际运动。故曰革命可以实现文学家伟大著作中之理想生活。

就上端所言,吾人知有许多文学作品,系对于生活不满足的思想上的反抗,革命是事实上的反抗,但实际运动恒在思想上之反抗有相当成熟性之后。盖文学之影响人类思想,为渐层的,犹如农人之届春播种,必须经过一定之时期,始能萌芽生叶然后开花结果。所谓相当之成熟性,至少须如已生枝叶之树木,如始下种,使思收成,此缘木求鱼徒受其害耳。

据此以推吾人复可得一真理:即革命乃有些文学的动的方面——因受文学影响之革命,盖思想上之反抗——文学的——则属于静的方面,而实际上的反抗——革命的——斯属于动的方面乃所以实现思想者也。

换言之即有些文学为表明革命的倾向,实际生活之压迫,同时不只一端,则革命又有全部的部分的之别,在部分革命的情形下则往往因文学所表明的倾向不同,革命家恒无形为文学家所左右。此不可免之事实也。

文学与革命既有如是之关系,则国家政治越紊乱,社会秩序越不安定,生活容易发生激变,皆足以酝酿伟大之文学家。盖文学无不以时代为背景,如四海升平,国家无事,社会生活平淡,此时代所出之文学作品率皆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的或趋于享乐主义,其气奄奄,诚以生活平淡,感情之海极少波浪,自无如荼如火之热烈。作品产出,揆之春秋战国之时,诸子百家之学说屈原之《离骚》等勃然蛰兴,皆不外时势造英雄,即所谓“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故曰文学可以促进世变,世变可以促进文学,此必然之结果也。

但本此而论中国今日之文坛,则不禁令人喟然长叹。中国今日之政治紊乱,达于极点。社会制度,人民道德无不在激变动摇之中,在可使吾人感觉不满意,理应有许多伟大之作家及真正之文学作品出现。然环观中国沉默有如阴森黑夜,不但无皎月朗照,即是光亦隐蔽无见,青年人只知发无谓之牢骚,作神秘之幻梦,不但无东方托尔斯泰产生,即降格而求西欧之第三等作家,亦绝无仅有,宁不令人慨乎言之。夫文学家乃人类之先驱者,苟有伟大之文学家,以热烈的情感,为百宝匙开辟个个人深锁的思想之门,而予以正当之导引,中国历史上文坛上,安知不同时开一朵璀灿光耀之花。

虽然,已往不谏,来者可追,偌大使命,其唯望于青年之有志者,愿与诸同学共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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