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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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

我们这里是一个小县城。住在这里的人们除了几个地主是吃肉的,其余的农民都是整月整年的吃咸菜。农民们的生活是又苦又单调,仿佛一匹牛似的老在田里出汗。

然而,现在的情景是大不相同了。从前很受苦的人们都变成很快乐很活泼的了。妇女们更快乐活泼得利害。她们从前都没有出息地关在贫苦的家庭里弄饭,洗衣,养小孩,喂猪,象犯人关在监狱里一样,看不见她们自己的光明,现在她们是好象在天上飞的鸟儿了。她们的生活自由了,没有压迫,没有负担。并且也不害怕丈夫了。她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和男子们结识。她们还可以自由地和一个“同志”跑到县苏维埃去签字,便合式地同居起来。她们生下来的儿女也有“公家”来保育,不要自己来担心。

这里面有一个女子是王大宝的老婆——现在应该说她独立的姓名了。她叫做吴大姐。她今年二十五岁。在她十四岁的时候就由她父母嫁给王大宝。她身体象男人一样的健壮,肩膀上可以挑一担水。脸儿是被阳光晒黑的,显得又能干又朴质。她的头发上常常插着一支篾簪子,簪头上穿着一朵红色的喇叭花。从前她亦是被家庭的铁链锁着的。现在她解放了,参加社会的工作了。她是耕具委员会的委员,同时她是列宁高等小学校的一个进步的学生——她能够看报,看布告,看文件和小册子,并且还能够用铅笔画一点红军打仗的漫画。

她的男人也和她一样的进步了。王大宝,他从前什么也不懂。他的知识只是什么时候下种和什么时候割稻。现在他能够解释“帝国主义”是什么,“反动统治”是什么,“革命”是什么。他现在在土地委员会里工作。他工作得非常好,并且在工作中把他自己变成很能干的。他是一个忠厚的人,象我们这里的多数的农民一样,不会弄什么心计。他对待他的老婆很不坏。他的老婆对待他也是很好的。可是他们两个总觉得有点什么弄不好。这个吴大姐常常觉得王大宝有许多地方不合她的意。譬如她喜欢养羊,王大宝偏不喜欢。王大宝喜欢的一群猪仔,可是她不想喂猪。他们常常为这样小事情吵嘴。

现在,虽然王大宝是一切都随她的意,不和她计较喂猪的事,但是他们仍然觉得他们两个的趣味终究是不调和的,并且了解到这并不是羊和猪的问题,而是性格的问题。

所以有一天,她从耕具委员会回来的时候,便向着王大宝说:

“我有几句话要告诉你。”

王大宝还以为是耕具委员会的事情,或者是红军打胜仗的消息,便快乐的回答她:

“请说呀。”

“我的话很简单,”她开始说,“十年来,你对待我没有什么坏。自然,你也知道,我对待你也不算错。你养活我,我也替你做了许多事情。第一,我替你管家;第二,我替你生了两个儿子。但是,现在,我要离开你了,我预备明天和陈明同志签字。”

王大宝发呆的听着,心里在打鼓。他的脸色很快的变红,变紧张了。困难的吐出局促的声音说:

“你不能这样!”

“为什么不能呢?你以为现在还是地主豪绅的时代么?你不要忘记现在是‘苏维埃’时代呢。你要好生说话。”

她的话不错,王大宝不能够反驳她。他迟疑了一会才想起:

“你为什么要和我分离呢?”

“没有什么多的理由。”她回答,变成红色的吴大姐了。“只是,我觉得我和陈明同居比和你好些。这是苏维埃许可的。你不要麻烦什么。如果你舍不得我呢,我们在工作上还可常常见面的。我们底王同志。”她快乐的走开了。

随后她忙着整拾她自己的东西。

王大宝发呆地坐在那里,感想着什么。常常,他把眼睛偷看她的背影,想着她就要离开他了,便觉得很难过。他觉得他自己立刻要变成单身汉了。并且,他想着讨一个老婆,要化许多钱,这在他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他长久落在这一个思想里:

“要变成一个光扁担了!”

这一夜他没有睡着,虽然那女人还睡在他身旁,并且常常向他说:

“睡吧,天一亮,就要起来工作的。”

他总是睡不着。

第二天,他做完了一部分工作后,便请了二点钟的假。他把这个问题带到人民委员会去。

戴着鸭舌帽的委员长,正坐在办公室里写着什么。

他亲热地走过去——

“郑同志!”他向委员长说,“我今天特意来请教你。”便伸出手去。

委员长是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他从前是个武汉的一个染坊的学徒。在一九二五——二七的大革命里,他做纠察队,和反动军阀冲突过。后来,他在青年团里工作。这一次,他被大家选举做这一个苏维埃的人民委员会的委员长。

“欢迎!”他站起来了。“我们谈一谈,好极了。”一面说,一面和他握手,面上带点很有趣味的微笑,嘴角微微的动着,仿佛什么人吸着香烟样子。

“我有一点事。”王大宝接着说,“郑同志,你现在有空没有?你大约认识我吧。我是在土地委员会里工作的,我的名字是王大宝,我以前曾和你谈过二次。都是关于我的工作上的。”

委员长又重新用力的和他握一下手。亲热地向他微笑着,仿佛他们是亲兄弟似的。

“是的,王同志,我们是见过了。你现在有什么事?”

“有一点,只是我自己的事。不过是和人民委员会有关系的。我想是有关系的。就是简单一句话,我的老婆要离开我了。”

“啊!近来象这样的事情多极了。”委员长笑着说。“这是很好的现象。”

“不错,这现象是很好的,不过我很为难。……”

“为什么呢?”

“我和我的老婆,结婚十年了。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八岁,小的四岁。我们俩都是很不错的。缺点是我有点小脾气。可不是我们这里的男人多半都有这个缺点?她大约就是这一点和我合不来,要和我分离了。”

委员长微笑地听着。

“当然,”王大宝继续着说,“在革命的立场上,我是赞成这样的。但是,在我自己的立场上,我不愿意。”

“应该为革命的立场才是。”委员长笑着说。

“这是不错的。不过我对你说,讨一个老婆是不容易的。当初,我讨这个老婆虽化去了一百多块钱,差不多把什么都弄光了。我们这(里)讨老婆,常常都是倾家荡产的。现在呢,我没有这么多的钱。并且光身汉子也是不好的。什么男子都是这样……”

“那么你的具体意见是怎样呢?”委员长笑着问。

“我提出二个条件,第一,最好她不要离开我,因为我对待她并不坏。第二,如果她一定要离开我,她就将赔偿我讨她时的费用。”

委员长笑了。站起来,用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亲切地说:

“王同志,我可以给你这样的答复,你说的两种办法,我们的苏维埃是没有这种条例的。”

王大宝想着。

“我们这里的妇女,是真正的解放了。”委员长接着说,“签字是她们的自由。她们更不负什么经济上的赔偿。我想你已经知道这些吧。这都是反动统治里面所没有的。——是好的。”

“我知道,”王大宝失望地说。“照你的说法,我就不必来请教你了。我要你给一个好的办法呀。”

委员长仍然很诚意,而且仍然微笑着,兄弟似的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好的。”他说,“你不要着急。我现在给你一个办法吧。我用人民委员长的名义来担保,至多一个月,你一定会得到一个爱人的——”

说到“爱人”,两个人都笑了。

委员长又继续着:

“绝掉一个老婆,而得到一个爱人,象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苏维埃里已经是很多很多了。我可以在一星期内举出一百来件的例子。我想你一定也曾看见过。至少你是听见过的。我们这里,不是常有这样的事情吗?”

王大宝听着,点着头。

“好,关于你的,我想这样的解决;你的老婆要离开你,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在革命的苏维埃,什么人不能去阻止她。不过我可以向你说,如果她不愿意回来,并且如果你在一个月内还得不到爱人,或者你还需要用钱去讨老婆的话,我就用人民委员长的名义来赔偿你从前的损失。王同志,你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王大宝心悦诚服的回答。“郑同志,你说的话都是很不错的。我们这里的婚姻制度是革命了,并且新的方法是非常之好。不过,我对你说,我的样子不大好看,我的脸上有几颗麻子,恐怕我是不容易使她们欢喜的。”

“这没有关系。”委员长很正确的回答他。“欢喜脸孔漂亮,这观念很旧了。苏维埃人民不应该有这种观念的。这观念是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观念。苏维埃人民必须用革命的力量来消灭它。其实在我们这里,我相信这种观念已经打破了。现在的问题只在这里:王同志,你在土地委员会里的工作做得怎样。”

“是不是问我的工作做得好不好?”

“对了。这是很重要的。”

“郑同志,我不客气的说,革命要王大宝的命都可以的。我虽然没有什么学问,可是派给我的工作,我都做得很好的。我另外还学着打靶子,准备参加红军去进攻。”

委员长满意地微笑起来。他说:

“王同志,这样就够了。我敢担保不到一个月,一定有很好的女同志爱上你。”

王大宝忽然的微笑起来。

“还有什么意见吗?”委员长又拍着他肩膀说。

“没有,就这样吧。”

“好的,王同志,你等着,看看我到底要不要赔偿你。”

两个人就快乐的握着手。委员长把鸭舌帽脱下来,象兄弟似的给他一个革命的敬礼。王大宝便满意地从人民委员会里走了出来。他心里很快活的想着。

“婚姻制度是革命了。”

过了三星期,他就给那委员长寄去一封短信。

委员长郑同志:第一告诉你,你不用赔偿我了。第二告诉你,你说的话一句也不错。第三告诉你,我现在是刚刚和一个女同志去签字回来的。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好——当然,爱人比老婆。我们要重新的开始一个幸福的生活了。再说一句,感激你,并且你不用赔偿我了。此致

革命的敬礼!

王大宝,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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