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琴（Bakin 1767—1848）是日本有名的旧小说家，所著小说有二百六十种，其中《南总里见八犬传》一书，共九集一百六卷，计历时二十八年始成，称为马琴最大杰作。但是我不知怎地总是不很喜欢。这个原因大约很复杂，因为我自己知道养成这个偏见的缘由就有好几种。第一，我对于历史小说没有多大敬意，虽然知道人生总有一个浪漫的时期，所以浪漫的故事也自有其生命，永远不愁没有读者。第二，马琴的教训主义令我不满意。他曾这样替他的著作辩解，“余著无用之书，将以购有用之书也。夫大声不入俚耳，稗史虽无益，寓以劝善惩恶之意则于妇孺无害，且售小说者及书画印刷装订诸工皆得以此为衣食，岂非亦属太平之余泽耶。”这很足以代表当时流行的儒教思想，但在我看来却还不如那些“戏作者”的洒落本与滑稽本更能显出真的日本国民的豁达愉快的精神。第三，马琴自己说，“余多读华人之稗史小说，择其文之巧致者而仿为之，”所以这些作品于我们华人都没有什么趣味。讲到日本的伟大小说，自有那世界无比的十世纪时的《源氏物语》。第四，以前读外骨的《山东京传》，见所记马琴背其师京传，即送葬亦不至，且为文对于京传多所诋毁，因此遂不喜马琴之为人。有这四个原因，我的反马琴热便根深蒂固地成立了。
近来在旧书店的目录上见到一本《马琴日记抄》，就写信去要了来，因为日记类是我所喜欢看的。这是飨庭篁村所编，从一八三一年以后的十四五年的日记中分类抄录，约有一百二十项，马琴晚年的生活与性情大抵可以想见，但是我仍旧觉得不能佩服，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道学家。称赞他的人都说他是谨严不苟，这或者是的。随便引几条，都可以为例。
“天保五年（1834）三月二十六日，昼饭后九半时（今午后一时）家人诣深光寺扫墓，余因长发不能参与。”按日本以前剃顶发，发长则为不祥不敬，不便外出或参与典礼。
“天保九年闰四月十日，入夜阿百（其妻名）又对余怨怼，云将舍身。余徐谕之，七年以来吾家不治毕竟由吾不德所致，不能怨尤他人。夫妇已至七十余岁，余命几何，勿因无益之事多劳心力，又谕以万事皆因吾之不德所致。但彼未肯甘服，唯怨怒稍缓，旋止。女子与小人为难养，圣人且然，况吾辈凡夫，实堪愧恧。”
“天保十五年五月六日，令阿路（其寡媳名，马琴时已失明，一切著述都由她代笔）读昨夜兼次郎所留置之为永春水著《大学笑句》，玩弄经书，不堪听闻，即弃去。”《大学笑句》盖模拟《大学章句》之名，日本读音相近。
“天保十五年六月十日，土屋桂助，岩井政之助来，致暑中问候。政之助不着裳，失礼也。”
但是我的偏见觉得这种谨严殊不愉快，很有点像法利赛人的模样。从世俗的礼法说来，马琴大约不愧为严谨守礼的君子，是国家的良民，但如要当文艺道中的骑士，似乎坚定的德性而外还不可不有深厚的情与广大的心。我们读诗人一茶的日记在这些方面能够更感到满足。《七番日记》中有这样一条，照原文抄录于下，这是文化十一年（1814）五月的记事。
“四晴，夕小雨，夜大雨，处处川出水。
今夜关之契下女，于草庵欲为同枕，有障残书，关之归野尻而下女不来。”
一茶在野尻村有门人关之，不能和情人相见，一茶便让他们到自己家里来会，后来关之因为有事，留下一封信，先回家去了，她却终于没有来，大约是因为大雨河水泛滥的缘故罢。一茶这种办法或者不足为训，但是寥寥几行文字怎样地能表出乖僻而富于人情味的特性来呵。岛崎藤村在《一茶旅日记》的序中说，与芭蕉芜村等相比，一茶是和我们的时代更相近的人物，的确不错。这样说来，马琴也可以说是和我们的时代比较相远的人物，虽然他比一茶还要小四岁。
马琴本名泷泽解（Takizawa Kai），是士族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