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蔼理斯的《人生之舞蹈》（Havelock Ellis The Dance of Life 1923），第一章里有这样的一节话。
“中国人的性格及其文明里之游戏的性质，无论只是远望或接近中国的人，都是知道的。向来有人说，中国人发明火药远在欧洲人之前，但除了做花炮之外别无用处。这在西方看来似乎是一个大谬误，把火药的贵重的用处埋没了；直到近来才有一个欧洲人敢于指出‘火药的正当用处显然是在于做花炮，造出很美丽的东西，而并不在于杀人’。总之，中国人的确能够完全了解火药的这个正当用处。我们听说，‘中国人的最明显的特性之一是欢喜花炮。’那最庄重的人民和那最明智的都忙着弄花炮；倘若柏格森著作——里边很多花炮的隐喻——翻译成中国文，我们可以相信，中国会得产出许多热心的柏格森派来呢。”
火药的正当用处在于做花炮，喜欢花炮是一种好脾气，我也是这样想，只可惜中国人所喜欢的不是花炮而是爆竹；——即进一步说，喜欢爆竹也是好的，不幸中国人只欢喜敬神（或是赶鬼）而并不喜欢爆竹。空中丝丝的火花，点点的赤光，或是砰訇的声音，是很可以享乐的，然而在中国人却是没有东西，他是耳无闻目无见地只在那里机械地举行祭神的仪式罢了。中国人的特性是麻木，燃放爆竹是其特征。只有小孩子还没有麻木透顶，其行为稍有不同，他们放花炮，——虽然不久也将跟了人学坏了，此时却是真心地赏鉴那“很美丽的东西”，足以当得蔼理斯的推奖的话。这种游戏的分子才应充分保存，使生活充实而且愉快，至于什么接财神用的“凤尾鞭一万头”，——去你的罢！
花炮的趣味，在中国人里边可以说是已经失掉了，只是“热心的柏格森派”——以及王学家确是不少，这个豫言蔼理斯总算说着了。甲子年立春日，听了一夜的爆竹声之后，于北京记。
以上是一篇旧作杂感，题名是“花炮的趣味”，现在拿出来看，觉得这两年之内有好些改变，柏格森派与王学家早已不大听见了，但爆竹还是仍旧。我昨天“听了一夜的爆竹声”，不禁引起两年前的感慨。中国人的生活里充满着迷信，利己，麻木，在北京市民彻夜燃放那惊人而赶鬼的爆竹的一件事上可以看出，而且这力量又这样大，连军警当局都禁止不住。我又不禁感到一九二一年所作《中国人的悲哀》诗中的怨恨。
“我睡在家里的时候，
他又在墙外的他家院子里，
放起双响的爆竹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