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Angelo S．Rappoport著（一九一七年七月The Edinburgh Review）
人常常说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者，对于法国大革命，没有什么供献；即使Rousseau不曾著作，民主主义也早晚总要出现。不安不满足的精神，久已充满国内；一七五三年Lord Chesterfield到法国时，曾说所有政府大变革以前的征候，都已存在。所以Voltaire，Rousseau，Condorcet，Mably，Morelli等一群人，不过是发表这隐伏的感情，叫了出来罢了。但我想，这或者不如这样说，倒较为的确；法国哲学者将新思想散布在豫备好的熟地上，播了革命的种子。俄国的哲学者，对于本国，也正尽了同一的义务。俄罗斯——真的俄罗斯，不是Romanov家的俄罗斯，——希望改革，已经长久了；俄国哲学家的功绩，便在指导他，使民众心里的茫漠的希望，渐渐成了形质。
加德林二世的时代，十八世纪的政治，社会，哲学各种思想，在俄国得了许多信徒。但能完全理解Voltaire与百科全书派学说的人，却狠不多。只有结社的影响，较为久远。俄国秘密结社，并不违背基督教，反以此为根据；所重在个人的完成，对于政治社会的改革，还不十分置重，但在当日政治及社会思想上，也间接造成一种影响。他们竭力反抗国民的与宗教的狂信，自然不得不指出现存的弊害，判他的罪恶。他们的事业所以也就是破坏与建设两面。德国的党会，多有神秘性质；在俄国便变了一种伦理的组织的运动，聚了许多有思想，有独立的判断力的人，使他们在民众上，造成一种极大的影响。
加德林二世时党会里面，最重要的人物是Novikov。在他的报纸Utrenyj Sujet上，非但提倡高等的伦理思想，而且竭力攻击女王的外交政策，与因此引起的战事。他说，战争这事，除了自卫之外，是应该避忌的。加德林当初也是Voltaire的弟子，Diderot的朋友，所以也任凭他做这些博爱的事业。但法国革命起后，便变了心思了，她看了社会的独立思想的发表，都认作一种政治的煽动；所以会所一律封闭，Novikov虽然已是老年，也投入Schlüsselberg狱中了。他的著作，可以算是俄国独立思想的萌芽，希求自由的第一叫声。这思想还是蒙胧茫漠，又多偏于慈善的与伦理的一面，因为他还不敢将改造社会国家这两项，列入他的宗旨里去；但这总是一种破坏运动，在俄国造成独立的舆论，就为一切社会改革上供给一种必须的资料。
在加德林的末年，微弱的声音，要求社会改革，渐渐起来了。俄国有智识的人，受了Rousseau影响，知道一切的人，本来都是平等，如今看了少数的人奢华度日，多数的人饿着，觉得不甚正当。这革命思想的前驱中最有名的，是Radishchev，曾经模仿Sterne的《感情旅行》，作了一部《莫斯科圣彼得堡旅行记》。他虽然反对专制，但不敢要求政治的改变；他只注重在说田村改革的必要。他并不组织什么党会，不过发表公同的意见。那时俄国有智识的人，受了西欧的哲学，政治，社会上各种主义的影响，大抵都是这样思想。可是他却因此终于被捕，审问之后，定了死刑；加德林算是很慈仁的，将他减罪，改为西伯利亚十年的徒刑。保罗一世将他母亲所罚的人，多放免了，也将他叫了回来。亚力山大一世又召他编订法律。但Radishchev觉得自己急进的意见，不能与当日的俄国相容，绝望厌世，在一八〇二年九月自杀了。
俄国第一次真正的革命运动，要算是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党的起事。这是一群贵族军官所结的党会；他们在抵抗那颇仑并联军占据法国的时候，吸收了西欧自由的民主思想。这时候，他们对于亚力山大一世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从前的La Harpe译者案此人本瑞士人属法国查可宾党为亚力山大一世的师傅的弟子，于今缔结神圣同盟，变了一个极端的顽固党了。这群军官组织了一个秘密会，希望本国改行西欧自由的民主的制度。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党的名称，便从此出，——在伊撤街行了一个示威运动。这还未成熟的革命，终于压服，流了许多血；五个首领处了绞刑，其余的都送到矿洞里——帝制的干燥的断头台——去了。
十二月党人是俄国的革命的爱国者。他们的动机，全是对于本国的爱情，热心希望那完全的独立。他们爱俄国的过去，爱历史上自强不挠的时代，所以他们希求平民议会的复活，Novgorod政府时代的独立强盛的再兴。十二月党虽然想采用西欧制度，但并非奴隶的模仿，原是主张依着本国情形，加以改变的。他们并不如大斯拉夫主义者一样，相信俄国有特别的使命；但对于国民的物质与精神的能力，却深信不疑。有几个主张君主立宪，有几个是纯粹的民主党人。对于当时的一派社会主义，大多数却是反对。宗教上全是自然神教的信者（Deists），他们承认，如望在俄国建设起政治和社会的新制度，只有革命这一法。这次革命虽然很残酷的压服了，可是发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Herzen说，“伊撤街的炮声惊醒了全时代的人。”因为做了一个手势，便遭流徙；为了一句话，便遭绞死；俄国少年很勇敢的与专制战斗。虽然有政府的迫害，中古式的虐待苦刑，继以黑暗的压迫时代，那十二月党的思想，终于不能灭绝。好像一颗活的种子，埋在地下，等到三十年后，克利米亚战争的时候，又开起花来。
专制政治能够钳制言论，但终不能禁止思想。俄国有知识的人，虽然嘴里不能高声说出，手里不能明写，但心里仍是想着。他们缓缓的，却又极坚定的积聚思想，又传播出去。有许多人，转入绝望，有如Lermontov所表示的；但也有许多人积极进行，借了批评或讽刺——这一种文学，在迫压的政治底下最容易养成发达，——的形式发表他们的思想。他们不能批评政府的事，又不能直说出自由思想来，所以他们便做小说及喜剧：Gogol的《按察使》（Revizor）《死灵魂》（Myortvye Dushi＝Dead Souls），Gribojedov的《聪明的不幸》（Groe ot Uma＝Misfortune Out of Cleverness）诸书，对于官僚政治，都加以批评嘲笑。言论虽然受了钳制，但他们也想出方法，能在夹行里寄寓一种意义。俄国人因此养成了一种技术，为西欧人所不晓得的，就是翻弄那出版检查官的手段。
其时Hegel的哲学，初在俄国出现，得了许多徒党。从官府一方面看来，这Hegel学说是一种保守派的主张，所以俄国政府也便不加禁止。于是德国的玄虚飘渺的形而上学进来，替代了法国哲学家的明白简洁的，人道主义的，革命的思想。俄国社会不准像百科全书派一样的直接议论政治问题，便从德国哲学借了抽象的言语来用。这德国哲学在俄国的影响，很是有害；因为使人只是空谈理论，不着实际。但在当时也有益处，因为他使俄国思想家，因此能够用哲学的文句来说话，尼古拉一世的检查官，不大容易懂得。空想的社会主义，不主张革命，只想从道德与精神的复活上，求出人类的救济；这种思想，也瞒了检查官的眼，混进国内。这样俄国哲学家暂能绍介新思想与读者，又用隐藏的文句，讨论宗教政治的根柢，各地方都有团体发生，讨论社会与政治各问题；Aksakov，Khomjakov，Herzen，Ogarev诸人，都在Stankeviltsh家中聚会。在这样空气中，十二月党播下的种子，才生了根，证明他的精神比暴力尤为坚固强大。
克利米亚的大不幸，又使社会的不满，愈加增高。但尼古拉暴死，亚力山大二世即位，人心又略安静。政治的自由，与社会的平等诸问题公然可以讨论了。
发表这种思想最有力的人，是Aleksandr Herzen，世间通称他为俄国的Voltaire。他的思想，很受着St．Simon社会主义的影响；但关于政治的改革，却多遵十二月党的意见。他又特别注意于解放农民这件事。他于俄国革命思想上，造成一个深长的影响；但论他气质，却是破坏的，不是建设的人；是传播理想的，不是创立学说的人。他是一个艺术家，又是革命的哲学家。他想推行他的理想，用“时间”的力量，不想用凶暴的方法。因此他和他的朋友Ogarev，都时常被人责备，说他们是消极的，不能做事，只会坐着悲叹。他们两人，曾在伦敦住过多时，发刊《北极星》与《钟》两种报章，主张各种改革，如解放农奴，废去检查官，许可言论自由等。
Herzen的政治理想，是想合斯拉夫民族，设立一个联邦的共和国，波兰听他独立。他很赞成土地公有制；以为用了此制，将来容易改行社会主义的新制度，使俄国可以不受资本主义及中产阶级的压制。Herzen虽不是斯拉夫国粹党，但他的意见，也以为俄国社会革命，比欧洲各国更有好的希望，因为在俄国过去的迫压，还是较少些许。别国都经了多次变革，所以个人略一行动，便被过去的遗迹绊倒，阻了上进的路；俄国的个人，便没有什么“过去”来妨碍他。
Herzen比别人更懂得他们自己国民的心理。俄国人在善恶两方面，在积极的拥护人权，与消极的顺受两方面，都是绝对的。所谓自由政治，在他们看来，不过真的民权思想的赝品。他们知道专制或民主，不知道有什么折衷，什么调和。“旧酒瓶上的新标纸”，是不能使他们满足。君主的自由政治称作立宪政体，决不是俄国人所喜的。但Herzen反对国家，还不如无政府主义者一般，要完全将国家废去。他赞成“国民的结合”，却尚未说到“人类的结合”。据他说，国家自身本无存在的价值，不过是人民生活的有组织的机关；所以须顺应了人民生活的发达变化而改革。国家是人民的仆役，不是人民的主人，如西欧社会党所说的一样。
亚力山大二世解放农奴的宣言，狠使Herzen喜悦，对于俄国将来大有希望，当时有名的经济学家批评家Tchernyshevski，也抱同一的乐观。Tchernyshevski的哲学的意见，是以Feuerbach的唯物论为本；他的对于将来社会的思想，则出于St．Simon与Fourier的学说。他也与Herzen相同，狠说乡镇土地公有制的重要。他说，在俄国这种制度人人都已晓得，容易实行社会主义；若在欧洲则土地私有制便狠足为梗。所以俄国可以立时行用共产制度，即不然，也狠可缩短私有制的期限。他的意见以为民众应有统辖政府的权；只因现在教育不足，所以改革只能从上而下。但要行这种改革，从下发生的一种运动，或阴谋反抗，也是必要。各国民都有自决的权，所以不但波兰应该独立，便是Ukraine也应听其自主。Tchernyshevski的有名的小说《怎么好》（Tshto djelatj＝What is to be done？）在俄国革命思想上，也有实际的影响。这书是在狱中时为《现代杂志》而作，经检查官许可出版。因此可以想见书中并无明白确定的政治理论；但关于哲学，宗教，家庭生活，私有财产诸问题，隐隐地含着许多破坏的议论。当初官僚以为这是一种平常小说；但俄国读者能从夹行里寻出意义，于是检查官发了慌，将这书又禁止没收了。
Tchernyshevski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对于农民问题的解决办法，成了一八六〇年以后起的一切革命主张的根本。俄国有知识的人，看出政府的无能，和他不肯废弃旧制度的情形，所以决心到人民中间去，寻出在这急剧改革上所必要的力量来。一八六一年Majkov发布他对于青年的宣言书，指出推翻专制，解决土地问题的绝对的必要。一八六二年土地与自由会（Zemlja i Volja）成立。这会的目的，是在求政治的自由，改造联邦，均分土地这几件事。其时波兰革命已经发生，政府有了口实，可以大行反动的新政策。但在俄国此时，已没有什么迫害方法，能止住革命运动了。国内有知识的人，因为要避专制的毒害，多逃往外国，往瑞士的尤多；在那地方遇着西欧社会主义运动与文学的影响，受了一种新激刺，俄国革命运动愈加旺盛了。但他们还未得到一面旗帜，在这旗底下，大家可以聚集，——Pyotr Lavrov便是为他们竖起这样一面旗帜的人。
Lavrov是俄国哲学家中最有科学思想的人。他不像前代人物，看重神学或玄学上的思索，他以为哲学的目的，是在研究事实，与从事实得来的推论。所以他专心研究历史社会学的哲学，和社会伦理的组织。他所想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便是个人的人格。Marx学说的枢轴，是经济的进化与生产力的发达；Lavrov学说的中心，是个人的进步与发展。照他的哲学说来，一切进步，全靠个人的物质上，知力上，道德上的发达；又因行用正当的社会组织，实现信实与公道才能成就。Lavrov所说的社会的幸福，实不过是造成这社会或这国家的个人的幸福；所以各人都有权利，可以变更现在社会的组织。有知识的精粹人民，从思想上得到确信，才真是历史的创造者；其余的因袭的奴隶，对于古来习俗传说，不加考察，一味盲从，都是历史以外的人物。他们或者也有教化，有知识；但他们只用这知识来拥护现在的制度，并不仔细批判，只以为古来传下来的便都是好的，所以还只可称“有教化的野蛮人”，或是“高等文化的野蛮人”。Lavrov计算这种历史以外的人物，是主治的一班人；他们固执的不肯讲论法理，又竭力保守他们从历史的因袭上得来的特权。其余是穷苦的劳动者；他们为生存竞争所迫，每日仅够作工，没有工夫去思想考察。他们是文明的牺牲，是人类的“罪羊”。所以这是有思想的少数人的义务，应当去启发他们，明白他们不幸的原因；使他们能协力来改造历史，向进化的路走去，使个人的自觉与社会的共存（Solidarity），同时并进。
他在《历史论集》（Lettres Historiques）中说道，——
“我们将到了这时期了，那时人类的理想，可以实现；个人本能的倾向，也可以使得与公众的幸福相调和。只有将人类组织成一个和合的大团体，用公益公理互相系住，这样才能造成个人的幸福。”
那时人能战胜生存竞争，战胜动物世界，能够将批判思想压服自然；这乃是真的进步的根基。但要做这事，孤立的思想家，没有什么力量；他必须依托着在那里作工受苦的民众才可。凡是有知识的少数人孤立存在的时候，文化必然消灭。试引古代文化为证，其时民众居于奴隶的地位，不懂得文化的内面的意义，所以并无要护持文化的意思；所谓超人的一个等级译者案谓贵族，自己掘了一道沟，同民众隔开，造成他自己的灭亡。反过来说，便是凡有关心个人的发展与公众的幸福的人，都应该从他们的Pisgah山顶译者案《旧约》里摩西登高望乐土的地方下来，走进平民的大平原里，握着漂流人民的手，引导他们到乳蜜随处流着的乐土。凡是一种高等的文化，倘欲存在，必须以民治为基本；因为倘没有民众的帮助，文化必将灭亡，或遇着侵略的异族，野心的军阀，也不免立时颠覆了。
Lavrov有名的《历史论集》在一八六八年付刊，在革命运动上，造成极大影响。这部书将从前有知识的人蒙蒙胧胧的感着的思想，总结起来；对于“怎么好”这问题下了一个极明白确实的解答。Lavrov说，有知识的人对劳动阶级应有一种义务，因为他们全仗劳动者而生存，他们自己并不生产什么物质的财富。所以他们若仍然很傲慢高贵的同民众远隔，那时他们非但自私，在社会的意义上，简直已是无价值；他们就是自己宣告了对社会的破产，对于社会的债务无力偿还了。他们对于供给物质安乐的民众的债务，只有一法可以报答，便是投身于平民中间，顺应了他们现时的需要，永久的权利，与所有的力量，去启发他们。有知识的人，不可迟疑犹豫，应该提倡民主主义，打倒那武功政治，建设起一个根据公理的新社会，新秩序。Lavrov说，现存的社会秩序，是极端的不道德。什么是“不道德”呢？对于这问题，Lavrov立下明决的答语：“凡阻碍个人的物质及精神的进步的发达者”，都是不道德。只有根据公理的社会，使人人为公众的幸福进步的发达起见，通力合作，纵使不能全灭人生的不幸，也竭力设法减少；这样的社会，才是合理的道德的。所以Lavrov是个人主义者，又同时是社会主义者。他的学说，可以与Benoit Malon所创的La Socialisme Integral相比。Lavrov同Malon一样，将Kant的“纯粹义务”说，与唯物论派的自利说，一齐打消。他完全承认Malon的主张：“利他主义是我们新道德的根本；这道德既非神学的，也非玄学的，只是社会的罢了。”总而言之，Lavrov所要求的，不在部分的改良，乃是社会的急剧的变革。实行这个变革，至必要时，激烈的手段，也可以采用。
以上所说，是Lavrov从“智识阶级的破产”说引申出来的学说；他便将此来答俄国有知识的人的疑问。但对于这个“怎么好”的问题，Mikhail Bakunin所提出的答案，又是不同。Lavrov是Malon派的社会主义者，Bakunin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两方的意见便有点差异。Bakunin少年时候，很喜欢Hegel的哲学；这虽然也以自由说为根本，可是将他圈禁在精神的范围以内。在实际上，Hegel便为了国家，将个人牺牲了；因为他是承认国家万能的。他的学说到了俄国，无异于一种辩护专制的文章；所以Bakunin依据了Hegel哲学，觉得尼古拉一世的政治，还有理由。便是德国人所创的最激烈的主义，内中也终脱不了崇拜强力的气味；我们顺便说及，也是一件极有趣味的事。Bakunin本系“北派”，就是十二月党的一派；但那时他还不十分热心这事，不很与闻，所以事发之后，他独逃脱了多数同党的“悲壮光荣的运命”。可是俄国人人心中所有的爱自由的心，终于醒了。他弃去了Hegel的正宗学说，加入新哲学派；这派名叫“Hegel左党”，对于祖师的专制政治与宗教的理想主义，都很反对。
这新派的首领，是Strauss，Feuerbach及Bruno Bauer等。此后Bakunin的知力的世界，全为自由说所主宰。Hegel从前教他到影象的国土，精神的地域，形而上的世界里去求自由；但现在Bakunin已经改变，不肯承认梦幻作为事实了。
“那统不过是我们平常很蔑视的现实世界底暗淡的再现和怪异的夸张罢了。我们现在懂得了：神往那虚无飘渺的境界，我们在心志精神上，不但无所得而且有损，不但无所加强而且加弱。我们方才同小儿一样，同我们的梦想充塞太虚，聊以自娱的时候，一面放弃了现实的世界与我们的全存在，交给宗教上政治上经济上种种的假先知，暴君，武功家了。我们到现实的世界以外，去求理想的自由，却将自己陷入最悲惨最可羞的奴隶境遇中了。”
Bakunin相信，除这个现实世界以外，别无世界；一切超越的概念，都是虚幻；人类只要能够摆脱一切拘束，能够得到完全幸福；他又相信尽他能力所及，帮助人类实现这希望，是他应尽的义务。
Bakunin是唯物论者，所以他认定人类只是进化最高级的动物；思想这事物，不过是脑里的一种物质发生物。人与下等动物不同的缘故，便只因他有思想的能力与合群性；因了这两件事，所以人类比地球上一切动物都更高等，独有着一个“将来”。合群性与人类的共存，便是人的进步的第一原因。Rousseau说，人孤立时，本来完全自由，等到与同类相处，不得不牺牲他的一部分的自由了；这话其实是错的。Bakunin说，——
“人本来生就是一个野兽，一个奴隶。只有与同类相接触，生在群众中间，那时才成了人，得了自由，得到思想言语，及意志的能力。倘若孤立生存着，也决不能发达这些能力了。人类的所以能够发达到了现在的地位，都应感谢过去及现今的社会公众的合群的努力。”
所以人类的运命，是在合群的生存，互相扶助，战胜自然。这样一个目的，须经过长的历史进化之后，才能达到，人类的终极目的，一方面是在服从自然的法律；这却并不由于外面的强制，有天人的规定，要个人或社会服从，实只因这法律原与人性相合的缘故。在别一方面，人又当求个人的解放，脱离一切社会上要求遵守的权威，这都是自由的紧要条件，人类的将来，也就在此。“历史的真正伟大高上的目的，便是个人的真实完全的解放。”所以一切过去与因袭，都应尽数弃去；因为进步这事，就是指渐渐的脱去过去的错误。“我们的动物性，在我们的后面；我们的人性，是在我们前面；只有这人性，能给光明与温暖与我们。我们决不可回顾，应该单向前望。倘我们有时回顾过去，这目的只在看清我们从前如此，以后不要如此！”
Bakunin对于中产阶级的国家与中产阶级的社会，都很激烈的非难。他说，在劳动者与中产阶级争斗的中间，国家必然成了一种压迫的机械。他的结论，与多数社会党的意见，绝对相反，也与Lavrov不同。Lavrov的主张，是教有知识的精粹人民传播思想，养成民众，以供将来的革命及组织新国家的用；Bakunin却教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摆脱拘束，将人类亲手制造的两个偶像，——国家与中产阶级——从座上直撺下来。他以为国家只能保持从前的情状：一头是富，一头是贫，就是所谓现状（Status quo）。国家又养成人类的争胜与不和。“总而言之，国家的最上的法律，就是保持国家，一切国家，自从建设之后，便为竞争战斗的根源，——国家与人民的战争，各国交互的战争；因为不是邻人弱，自己便不能强有力。”所以国家是一切内外战争的根源，其存在便是“最不合理的人性的否认”。
革命运动家的多数，都是民族主义者，如德人Lassalle意大利人Mazzini法人Blanqui皆是；Bakunin虽然是俄国人，却为人类全体尽力。在他看来，国民种族，不过人类大洋里的一个浪头罢了，他的理想，是“人类的友善”，不是“国民的结合”。但在这一点上，他却仍然是完全俄国人的气质。Dostojevski说，“我们俄国人至少有两个祖国，一个俄罗斯，一个欧罗巴。我们的使命，应该完全的人类的。我们努力，不仅奉事俄罗斯，也不仅斯拉夫全族，应该去奉事全人类。”
在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出Marx是与Bakunin的不同。Marx是冷静的理智家，Bakunin虽然怀着唯物思想，却是感情家，理想家。Marx深信公道，却不甚重自由；Bakunin全心渴望自由。两人的气质与种性，都很有关系。Marx虽然原是犹太人，但已完全德国化了；Bakunin是斯拉夫人。他的性质的不同，并非由于学说的不同的缘故；其实是因为性质不同，所以学说也不同了。我们如在人类思想事业的历史上，详细考察，当能看出，许多为公众做过事业的人，都不过是理智的机械，对于个人的苦难，并不曾有什么感动。我们看出历史上几多行政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宗教家，提倡各种学说方法，要为一群一族或一阶级，求物质及精神上的幸福，大抵是出于理智，不出于爱。只爱将来的世代，不爱在我们眼前活着苦着的人，不能算是真的爱。为将来的世代，未知的人民求幸福的人，他的动机或者很是崇高伟大；但正直的心理学家恐不免在他的动机中间，寻出若干野心自利或空想的分子。人心里的爱究竟是有限的；所以如将这爱分给将来无量数的人民，各个人所得的分量，便极微少了。真实的好心，真正利他的情绪，纯粹的爱：只有为个人求幸福，专心致志为一部分的人尽力，隐默无闻，不在公众与历史的面前，表白他的事业的人，他们心中才有这爱。这谦逊的真正的爱，断然不是一阶级一族一国一群的所谓救主的所能有的。这样的救主，无论他称作社会党，民族主义者，大日耳曼主义者，大斯拉夫主义者，犹太主义者，他们对于个人的受苦，不甚关心，只梦想着无量数人的幸福安乐，终于不能算是博爱家感情家理想家；他们即使不是利己家，也不过是枯燥的理智家罢了。爱全群的一部分，是在人力以内；但爱全体而轻部分，这可能算是爱？纵说是爱，也是虚空的了。兵士在濠沟中战斗，死在战场上，是因为他爱他的故乡家庭，爱他的妻子或姊妹，爱他的母亲或儿女，并不是爱未来的子孙，人为了理想而死，从来如此，现在也还如此；但这只因为那理想已成了他的生命的一部分，他的宝贵的精神的遗传或所有品，才能如此的。
Bakunin与Marx，斯拉夫与条顿族的代表，正可很明了的证明上面所说的事。Bakunin天真的心同儿童一样，对于个人怀着无限的真实的爱；Marx是一阶级的救主，是一个精粹的理智的机械身，“科学的煽动者”，“民主的狄克推多的化身”，正如Bakunin所说一般。关于这几方面，现在不及详说；但我们倘若公平的研究民族心理，便可证明，世间所通行对于公众的爱或恨，无一不从德国发起。如科学的社会主义，万国工人协会，反犹太主义，与此外许多爱什么主义（Philisms）恐什么主义（Phobisms）的发源地，便都是德国。
在社会革命的实行方法上，Marx与Bakunin也很不同。德国人所期望的是在受过教育，能懂得他的学说的科学的根柢的人；俄国人是期望最爱自由的一般的人。Marx相信，第一个发起社会革命的国民，当然是最进步的国家，如德国便是。（他在英国住了几时之后，似乎又改变了意见。）Bakunin却以为最有反抗的精神与自由的本性的国民，才能够发起这革命。他不信条顿人种有自由的本性；他们都是很威严高慢的。只在腊丁与斯拉夫种中，这本性完全发达。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的时候，Bakunin很偏袒法国，便是这缘故，他对于万国工人协会会员，又特别对瑞士人，发表一篇热烈的演说，劝他们起兵，帮助新近发布的法兰西共和国。法国在欧洲是代表自由的国；德国却是“欧洲社会党的公敌”，因为他是“专制与反动的化身”。Bakunin是自由的战士，他虽是无神论者，却独为自由建造说作圣堂曲，所以他恨德国，正与他的爱法国一样的深。A．Richard说，“这俄国人，这无政府党与国家的仇敌，深知法国精神的历史及法国革命的时代精神。他爱法国，他于法国的所憎恶深感同意，于法国的不幸也深感痛苦。”但Bakunin这样的爱法国，为什么呢？这当然不是为他的政治的势力，也不是国家。不是帝党或王党的法国，而且也不是共和的法国。他所注意的只是那伟大的国民性格，法国精神，宽大勇侠的本性，敢于推倒过去历史所拥护承认的一切权威一切古偶像的革命的举动。便是这与条顿族的文物破坏（Vandalism）显然不同的法国的偶像破坏（Iconoclasm），使Bakunin这样佩服。他说，——
“倘使我们失却了那历史的伟大的国，倘使法国从世界上消灭了，倘使更不幸而至于跌入泥中做毕士马克的奴隶，那时世界将大受损失，立时将现出一个大的空虚；这不但是一国的灾祸，实是世界的大不幸。”
因为那时高慢反动的德国，将使欧洲都受到他的迫压；无论何地，自由的萌芽，都将被摧残。德国人民没有自由的本性。他们还有方法，将万国工人协会变成一个Sozialdemokratie（社会民主团）呢。所以凡是爱自由的，希望人道战胜兽性的，想求本国独立的人，都应该出来与闻这民治与专制的战争，这是他们的神圣的义务。
一八八四年Plakhanov，Vera Sassoulitsh，Deutsh，Axelbrod四个激烈派，在瑞士发起了社会民主党。他们传道的新法，是从Marx与Engels直接得来的。他们在劳动界传播Marx学说，豫备经济的战争。从一八九一至一八九四年，在俄国中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处，连续行了许多次的罢工。一八九五年在圣彼得堡Lenin与Martov为头，又起了大同盟罢工，有工人三十五万名，与闻这件事。
一九〇一年社会革命党重行改组，推Lavrov为首领。这里边最有势力的一个党员是《劳工之旗》的编辑者Viktor Tchernov。党员的多数都是高等职业的人，在官吏联合会，海陆军人联合会上，很有影响。党里又有许多农人；俄国农人多还守着古代共产制的村会（Mir），原有社会主义的倾向，所以党里很看重这一方面，就希望立刻将土地依社会主义分配。但社会民主党却不以为然，说这古代原始的共产制，须先行消灭，改成现代的资本的生产制，以便预备实行完全的社会改造；这件事业须由徐徐的进化，才能成就的。社会革命党的主张，除了土地改革之外，又包括激烈的手段在内。
一九〇七年社会民主党在伦敦开大会，因为党员意见不合，便生了分裂。这党分作两派，一是多数派（Bolsheviki），Lenin为头；一是少数派（Menshoviki），首领是Plekhanov，Martov，Dahn三人。多数派不愿与开明的中产阶级联络，说他们有君主的倾向。又攻击Plekhanov一派，说他们对付中产阶级及贵族士官过于宽大。少数派则主张说，俄国如不先将西欧通行的政治社会制度实现，革命便不能成；在这革命运动中，开明的中产阶级，也是很有用的分子，倘将这一部分国民的同情失去，逼得他们投入反动里去，那是很危险的。这两派都各有他的主张，依了俄国人的特性，各各走往极端，至今还没有解决。
上边的一篇对于造成俄国革命的哲学思想的观察，非常简短，但我们看了，约略可以懂得现在新俄罗斯必须经过的困难情形了。我们要理会这事，单从表面考察，是无用的，所以必须去求更深的理由。说俄国革命党都是平和主义者，现在这已变成一个恶名，好像从前欧洲平和时候的称暴徒了，原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勇于攻击敌人，未尝退避，又为了主义，毫不恐惧的向牢狱，流放，苦工，死刑走去；总而言之，毕生是一个战士。“卖国者”也是一个不适用的丑恶名词译者案此当系指俄德讲和时世间对于俄人的恶骂，又没有正当的与心理上的证明。俄国革命党里有无卖国者，都不可知；须待将来由历史判断。现在的困难情形的原因，其实更为复杂。简约说，便是如此。——制造革命的人，无论他是那一党，抱什么主义，对于破坏的工程，却都同心一致，至于手段方法的不同，也不关紧要。到了破坏已经成功，帝国推倒了，革命的势力里面的各分子，便又各自分散了，现在要在旧废基上，建造新房屋，那些建筑家的意见，各自纷歧，不能相合了。我们现在所见的扰乱，正是感情思想的冲突纠纷。人类虽然不至如Babel塔下的人，各说各的言语，但各人都有各自的思想，却是确实的了。他们又时常将伦理学上的“应该”，当作日常的“实是”，将梦想当作事实。俄国人是生就的理论家，专讲抽象的理想，又竭力的执着他们自己的理论。各种意见如立宪制，开明的中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及此外各种主义，都夹在一起，各有主张。有些俄国人单要求政治的解放，便满足了；那些人却梦想“解放政治”。这一部分的人只要将新偶像代出旧偶像，或旧建筑上加点修补，就满足了；那一部分却主张大扫除，要将所崇拜的偶像全数推倒，打扫出一片白地，预备从新建筑。这一部分的人以国民为重；那一部分又极尊重个人。第一派如Lavrov主张“国民的结合”；第二派如Bakunin则主张“人类的结合”，不分什么种族国家言语。在Bakunin同他的一派看来，个人是最重要的东西；社会只是精神理想的集合，他的共通的目的便是自由。人与人不相附属，各自平等；政府便没有什么事可做。俄国革命党人有许多只期望同英国一样的君主立宪，便已满足；有许多人却希望联邦的共和国，同瑞士或美国一样。还有许多人梦想正义的共和国，以Plato的理想国，St．Augustine的神国，Moore的乌托邦（Utopia），Harrington的大洋国（Oceania），Campanella的太阳国，Fénelon的Salente，与Rousseau所想像的社会，或古先知所说的天国为模范，可是他忘记了，连Rousseau自己也说，这样的国，只是神所居的；用现代的文句说明，便是超人的国土了。在这国里，没有人类降生，也没有活人生存；这国不过在空想的境中存在。梦想这空虚世界的人，只好为精灵立法，在云中建国罢了。
近三年来，我们熟闻这一句话，说“现在的战争是一个理想的战”。但这句话依了各人的思想，也可有几种解释。有的说理想的战，是指人用了枪炮互相杀伤，各求自己理想的胜利。有的却以为这是指纯粹用理想去克服人的战争。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使俄国许多革命党，变成平和主义者，他们同威尔逊总统一样，将德国政府与德国人民，划清界限。他们相信德国人民也能同俄国人对付Romanov家一样，去对付Hohenzollern家的。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意见；他们是Marx派，很信用德国的工人。社会革命党现在改称国民社会党，却同无政府主义者如Kropotkin等，对于Marx与德国社会党都不相信。他们同Bakunin一样，说将德国政府与德国人民，划清界限，这假说是错误的；德国人是世界上最高慢反动的人民，缺乏自由的本性的。社会民主党说，“让我们同德国人讲理，便能胜利。”国民社会党却更明了的答道，“让我们先打胜了，然后讲理。”俄国的Marx派并且还想推广范围，将国民的战争，变成阶级的战争。他们对于欧洲的地图的改变，毫不注意，只要他们的社会改造的理想，能够从牺牲的扰乱中间，得胜成功。
俄国现在的纷扰中间，还有别一个理想，从中主动，便是民治问题。民治这个字，也可依了各人意见，寻出各种解释。这民治什么时候开端？什么时候可以全占优势呢？他们说，倘使民治是现代欧洲的口号，此次对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便是民治主义的胜利，那时便在战争中间，即使公理还未完全胜利的时候，也应略有民治的表示了。但是，照俄国民党说，当时宣战及作战，着着进行，全没有和我们商量；我们模模胡胡的听得发表的那些规定，然而我们没有控制战争的力；我们不知道那些秘密外交与条约的内容；我们不知道政府对于国民与他的富力及未来，负着什么责任。我们听人说，此次战争，是将安放了新建筑新欧洲的基础；但我们劳动者对新建筑的意见，或未必与政府及资本家的相同。我们又听人说，此次战争，是征服时代的末期了；我们却不愿他又为一个新的武功时代的开端。我们都望推倒德国的军国主义，但政府及资本家或别有意思，为利益中产阶级起见，所以如此期望。德国的中产阶级或者也受利益，只苦了我们平民。我们俄国民党所以决心继续战争，必要使民治主义即从此刻发端，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只有这样办法，我们才能一面推倒德国军国主义，一面保全我们工人的将来。我们只望我国资本家也同德国的一样受窘，德国的工人也同我国的一样受益，便满足了。
这是俄国革命的各种思潮，这运动中各首领的思想理论。这都从播种革命种子的俄国哲学家Herzen，Tchernyshevski，Lavrov，Bakunin诸人的学说出来。我们恐以后还须经过多少时间，多少困难，才能望新俄罗斯的产生。
这一篇论文，原是两年前的著作，因为他说俄国革命思想的过去的历史，很觉简截明白，在现在还有价值，所以翻译出来，绍介与大家了。至于著者的批评，译者却颇有不能同意的处所；譬如论中太重现实而轻理想，到后来理想成了事实，那批评便也难于存立。即如他以为断不会有的德国革命，现在居然实现，便正是一个极显的例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译者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