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九日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讲演
我们平常对于日本文化，大抵先存一种意见，说他是“模仿”来的。西洋也有人说，“日本文明是支那的女儿。”这话未始无因，却不尽确当。日本的文化，大约可说是“创造的模拟”。这名称似乎费解；英国人Laurence Binyon著的《亚细亚美术论》中有一节论日本美术的话，说得最好，可以抄来做个说明：——
“照一方面说，可以说日本凡事都从支那来；但照这样说，也就可说西洋各国，凡事都从犹太希腊罗马来。世界上民族，须得有极精微的创造力和感受性，才能有日本这样造就。他们的美术，就是竭力模仿支那作品的时候，也仍旧含有一种本来的情味。他们几百年来，从了支那的规律，却又能造出这许多有生气多独创的作品，就可以见他们具有特殊的本色同独一的柔性（Docility）。如有人说，Ingres的画不过是模仿Raphael的，果然是浅薄的观察；现在倘说，日本的美术不过是模仿支那的，也就一样是浅薄的观察。”《大西洋月刊》一一六之三
在文学一方面，也是如此。所以从前虽受了中国的影响，但他们的纯文学，却仍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如列代的和歌，平安朝（780—1180）的物语，江户时代（1610—1870）的平民文学，——俳句川柳之类，都是极好的例。到了维新以后，西洋思想占了优势，文学也生了一个极大变化。明治四十五年中，差不多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逐层通过；一直到了现在，就已赶上了现代世界的思潮，在“生活的河”中一同游泳。从表面上看，也可说是“模仿”西洋，但这话也不尽然。照上来所说，正是创造的模拟。这并不是说，将西洋新思想和东洋的国粹合起来算是好，凡是思想，愈有人类的世界的倾向便愈好。日本新文学便是不求调和，只去模仿的好；——又不只模仿思想形式，却将他的精神，倾注在自己心里，混和了，随后又倾倒出来，模拟而独创的好。譬如有两个人，都看佛经，一个是饱受了人世的忧患的人，看了便受了感化，时常说些人生无常的话；虽然是从佛经上看来，一面却就是他自己实感的话。又一个是富贵的读书人，也看了一样的话，可只是背诵那经上的话。这便是两样模拟的分别，也就是有诚意与无诚意的分别。日本文学界，因为有自觉肯服善，能有诚意的去“模仿”，所以能生出许多独创的著作，造成二十世纪的新文学。
我们现在略说日本近三十年小说的发达，一面可以证明上文所说的事实；又看他逐渐发达的径路，同中国新小说界的情形来比较，也是一件颇有益有趣味的事。
一 日本最早的小说，是一种物语类，起于平安时代，去今约有一千年。其中紫式部做的《源氏物语》五十二帖最有名。镰仓十三世纪室町十四五六世纪两时代，是所谓武士文学的时代，这类小说，变成军记，多讲战事。到了江户时代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平民文学渐渐兴盛，小说又大发达起来。今只将他们类举出来，分作下列八种：——
（一）假名草子 是一种志怪之类。
（二）浮世草子 一种社会小说，井原西鹤最有名。
（三）实录物 历史演义。
（四）洒落本 又称蒟蒻本，多记游廓情事。
（五）读本 又称教训读本。
（六）滑稽本
（七）人情本
（八）草双纸 有赤本黑本青本黄表纸诸称；又或合订，称合卷物。
这八种都是通俗小说，流行于中等以下的社会。其中虽间有佳作，当得起文学的名称的东西，大多数都是迎合下层社会心理而作，所以千篇一律，少有特色。著作者的位置也狠低，仿佛同画工或是说书的一样，他们也自称戏作者；做书的目的，不过是供娱乐，或当教训。在当时儒教主义时代，原不当他作文学看待。到了明治初年，这种戏作者还是颇多，他们的意见，也还是如此。所以明治五年（1872），政府对于教导职发下三条教则，——一体敬神爱国之旨；二明天道人道之义；三奉戴皇上，遵守朝旨；——教他们去行的时候，假名垣鲁文同条野采菊两个人代表了小说家，呈递答文，中有几处，说得狠妙：——
“今以戏作为业者，仅余等二人，及其他二三子而已。此无他，智识日开月进，故贱稗史之妄语，不复重也。……夫剧作者，本非以示识者，但以导化不识者也。倘犹依然株守，非特将陷于迂远，流于暧昧，其弊且将引人于过失。故决议尔后当一变从来之作风，谨本教则三条之趣旨，以从事著作。再余等虽属下劣贱业，唯与歌舞伎作者，稍有差别，乞鉴察为幸。”
看这两节，当时小说界的情形，可想见了。明治维新以后，到了十七八年，国民的思想，都单注在政治同学术一方面，文学一面还未注意。翻译的外国小说，虽颇流行，多是英国Lytton同Disraeli的政治小说一类。有几个自己著作的，如柴东海散史的《佳人之奇遇》，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末广铁肠的《雪中梅花闲莺》，也都是讲政治的。诗歌一面，有坪内天野高田三人译的《春江奇谈》（Lady of the Lake），坪内逍遥译的《自由太力余波切味》（Julius Caesar），但也都含有政治的气味。
二 如上所说，明治初年的小说，就只是这两类：
（一）旧小说 是教训，讽刺，洒落三类；
（二）新小说 是翻译的，或拟作的政治小说两类。
当时有几个先觉，觉得不大满足，就发生一种新文学的运动。坪内逍遥首先发起；他根据西洋的学理，做了一部《小说神髓》指示小说的作法，又自己做了一部小说，名叫“一读三叹当世书生气质”，于明治十九年（1886）先后刊行。这两种书的出版，可算是日本新小说史上一件大事，因为以后小说的发达，差不多都从这两部书而起的。
《小说神髓》分上下两卷；上卷说小说的原理，下卷教创作的法则。他先说明艺术的意义，随后断定小说在艺术中的位置。次述小说的变迁和种类，辨明Novel同Romance的区别；排斥从前的劝善惩恶说，提倡写实主义。他说：——
“小说之主脑，人情也。世态风俗次之。人情者，人间之情态，所谓百八烦恼是也。
穿人情之奥，著之于书，此小说家之务也。顾写人情而徒写其皮相，亦未得谓之真小说。……故小说家当如心理学者，以学理为基本，假作人物，而对于此假作之人物，亦当视之如世界之生人；若描写其感情，不当以一己之意匠，逞意造作，唯当以旁观态度，如实模写，始为得之。”
《当世书生气质》就是据这理论而作，描写当时学生生活。虽然文章还沾草双纸的气味，但已是破天荒的著作；表面又题文学士春之家胧也就很增重小说的价值。所以长谷川二叶亭作《浮云》也借他这春之家的名号来发表，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势力了。
二叶亭四迷精通俄国文学，翻译绍介，很有功劳。一方面也自创作，《浮云》这一篇，写内海文三失业失恋，烦闷无聊的情状，比《书生气质》更有进步。又创言文一致的体裁，也是一件大事业。但是他志在经世，不以文学家自任，所以著作不多。隔了二十年，才又作了《其面影》同《平凡》两篇，也都是名作。他因为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所以他的著作，是“人生的艺术派”一流；脱去戏作者的游戏态度，也是他的一大特色，很有影响于后世的。
三 同二叶亭的人生的艺术派相对，有砚友社的“艺术的艺术派”。尾崎红叶山田美妙等几个人发起砚友社，本是一种名士的文会，后来发刊杂志《我乐多文库》我乐多的意义是破旧器具或一切废物发表著作，在小说界上很占势力。这一派也依据《小说神髓》奉写实主义，但是不重在真，只重在美，所以观察不甚彻透，文章却极优美。红叶的小说，最有名的是《金色夜叉》，最好的是《多情多恨》。
幸田露伴的著作，同红叶一样有名，他们的意见，却正相反。一个是主观的理想派，一个是客观的写实派，可是他们的思想，都不彻底。露伴的思想，一种是努力，一种是悟道，做的小说，便都表现这两种思想。何以不彻底呢？因为他不是从实人生观察得来，只从主观断定的，所以他小说的有名，大抵还是文章一面居多。
一样是主观的倾向，却又与露伴不同的，有北村透谷的文学界一派。露伴的主观是主意的，透谷是主情的。露伴于人生问题，不曾切实的感着，透谷感得十分痛切，甚至因此自尽。原来人生的艺术派，由二叶亭从俄国文学绍介进来，不久就被砚友社这一派压倒；森鸥外从德国留学回去，翻译外国诗歌小说，又振兴起来。明治二十六年（1893）北村透谷等便发起《文学界》，岛崎藤村田山花袋也都加入。他们的主张，正同十八世纪末欧洲的传奇派（Romanticism）一样，就是破坏因袭，尊重个性；对于从来的信仰道德，都不信任，只是寻求自己的理想。最初的文学，不过当作娱乐，其次描写人生，也只是表面，到了这时，关系的问题，是自己的生活，不是别人的事了。文学与人生两件事，关联的愈加密切，这也是新文学发达的一步。
四 中日战后，国民对于社会的问题，渐渐觉得切紧；砚友社派的人，就发起一种观念小说，仿佛同露伴的理想小说相类，表示著者对于这件事的观念。描写社会上矛盾冲突种种悲剧，却含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一种附有答案的问题小说。川上眉山的《表里》（Uraomote）泉镜花的《夜行巡查》最有名。观念小说大抵是悲剧，再进一步，更求深刻，便变了悲惨小说。广津柳浪的《黑蜥蜴》，《今户心中》心中即情死此事中国甚少见就是这派的代表著作。悲剧小说内容，可分四类：——一残废疾病，二变态恋爱，三娼妓生活，四下层社会。砚友社的艺术派，终于渐渐同人生接近，是极可注意的事。
樋口一叶是砚友社派的女小说家，二十五岁时死了。前后四年，作了十几篇小说。前期的著作，受着砚友社的影响，也用那一流写实法，但是天分极高，所写的女主人，多是自己化身，所以特别真挚。后期的著作，如《浊江》（Nigorie）《争长》（Takekurabe）等，尤为完善，几乎自成一家。她虽是砚友社派的人，她的小说却是人生派的艺术。有人评她说，“一叶盖代日本女子，以女子身之悲哀诉诸世间”，狠是确当。但她又能将这悲哀，用客观态度从容描写，成为艺术，更是难及。高山樗牛极赞美她，说“观察有灵，文字有神；天才至高，超绝一世”。又说，“其来何迟，其去何早。”一叶在明治文学史上好像是一颗大彗星忽然就去了。
五 观念小说以来，文学渐同社会接触，但终未十分切实。内田鲁庵发表《时代精神论》攻击当时的小说家。他说：——
“今之小说家，身常与社会隔离，故未尝理解时代之精神。政治宗教学术之社会，与彼等若风马牛也。……我国今日政治宗教伦理上，新旧思想之乖离，非即预兆将来之大冲突大破裂乎？日日读新闻，感兴百出，可慨者可恐者，所在多有，与读维新前后之历史，有同一之感。转而《文艺俱乐部》或《新小说》案皆杂志名则天下太平无事。二者相较，宛如隔世。”
鲁庵便自己做了许多小说，就是社会小说的发端，其中《年终廿八日》最为有名。中村春雨木下尚江也都做这一类的著作。但是人生问题不曾明白，这社会问题，也就难以解决，所以社会小说不能十分发展，就衰退了。
社会小说之外，有一种家庭小说，也在这时候兴起。小说的内容，不必定写家庭事情，不过是指家庭的读物，所以在文学上，位置不很高。这一类著作，大抵讲离合悲欢的事，打动人的感情，略含着道德的意义，与教训小说相差无几。菊池幽芳同德富芦花是这派名家。芦花的《不如归》杜鹃鸟的别名最为有名，重板到一百多次。虽也只是一种伤感的通俗文学，但态度很是真挚，所以特有可取。芦花后来忽然悟彻，到俄国访了托尔斯泰回来，退往乡村，也学他躬耕去了。
六 上来所说砚友社写实派，兴了悲惨小说以来，渐同现实生活接近，只是柳浪以后专做新闻小说，这一面渐荒废了。小栗风叶接着兴起，其初模仿红叶随后渐渐的转变，脱离了砚友社道德善恶的见解，只将实在人生模写出来，便已满足。这描写丑恶一件事，已经大有自然主义的风气。但是他虽有此意气，还未十分受着科学精神的影响，所以根基不大确实。到小杉天外作《流行歌》（1899），始是有意识的模仿左拉，用科学的态度，将人当作一个生物来描写他。他又从性欲一面，观察恋爱，描写他生理的缘因，都是一种进步。但《流行歌》序中，又如是说：——
“自然但为自然而已。不善不恶，不美不丑；唯或一时代或一国家之或一人，取自然之一角，以意称之曰善曰恶，曰美曰丑而已。
读者之感动与否，于诗人无预也。诗人唯如实描写其空想之物而已。如画家作肖像时，谓君鼻稍高，以刨加面，可乎？”
照上文第二节看来，他的自然主义，也还缺根本的自觉。第二年永井荷风作《地狱之花》又进了一步。于序中说：——
“人类之一面，确犹不免为兽性。此其由于肉体上生理之诱惑欤？抑由于自动物进化之祖先之遗传欤？……余今所欲为者，即观察此由遗传与境遇而生之放纵强暴之事实，毫无忌讳，而细写之也。”
荷风深通法国文学，他的主张，就从Zola《实验小说论》而来。天外描写黑暗，有点好奇心在内；荷风只认定人间确有兽性，要写人生，自不能不写这黑暗。这是二人不同的点，也就是二人优劣的点。
七 自然派小说的兴盛，在日俄战争以后，前后共有七年（1906—1912）。其先有三个前驱，就是国木田独步岛崎藤村同田山花袋。
国木田独步同一叶一样，也是一个天才。他先时而生，他的名作《独步集》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时早已出版。待到自然主义大盛，识得他的才能的时候，也就死了。藤村本是抒情派诗人，花袋出自文学界，都从主观转入客观。三十七年花袋作《露骨的描写》一文，岛村抱月长谷川天溪诸批评家，也极力提倡外国自然派文学，经二叶亭鸥外抱月升曙梦马场孤蝶上田敏等翻译介绍，也兴盛起来，自然主义渐占势力。到了藤村的《破戒》三十九年花袋的《蒲团》四十年出版，蒲团就是棉被出现，可算是极盛时代。
此后五六年间，作家辈出，最有名的是：——
德田秋声 代表著作——《烂》
正宗白鸟 《何往》
真山青果 《南小泉村》
岩野泡鸣 《耽溺》
近松秋江 《故妇》
中村星湖 《星湖集》
总而言之，日本自然派小说，直接从法国左拉与莫泊三一派而来，所以这几重特色——一重客观不重主观，二尚真不尚美，三主平凡不主奇异，也都相同。但虽是模仿，仍然自有本色，所以可贵。只是唯物主义的决定论（Determinism），带有厌世的倾向，往往引人入于绝望；所以有人感着不满，有一种反动起来。这也是文艺上的一派，别有他的主张。至于那骂自然派小说不道德，要“坏乱风俗”的顽固派，原是一种成见，并不从思想上来，当然不必论的。
八 这非自然主义的文学中，最有名的，是夏目漱石。他本是东京大学教授，后来辞职，进了朝日新闻社，专作评论小说。他所主张的，是所谓“低徊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当初他同正冈子规高滨虚子等改革俳句，发刊一种杂志，名字就叫鸟名的“子规”（Hototogisu）。他最初做的小说《我是猫》就载在这种杂志上面，是中学教师家里的一只猫，记他自己的经历见闻，狠是诙谐，自有一种风趣。高滨虚子做了一部短篇集，名曰“鸡头”即是鸡冠花，漱石作序，中间说：——
“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非急迫的小说也，避非常一字之小说也，日用衣服之小说也。如借用近来流行之文句，即或人所谓触着不触着之中，不触着的小说也。……或人以为不触着者，即非小说；余今故明定不触着的小说之范围，以为不触着的小说，不特与触着的小说，同有存在之权利，且亦能收同等之成功。……世界广矣，此广阔世界之中，起居之法，种种不同。随缘临机，乐此种种起居，即余裕也。或观察之，亦余裕也。或玩味之，亦余裕也。”
自然派说，凡小说须触着人生；漱石说，不触着的，也是小说，也一样是文学。并且又何必那样急迫，我们也可以缓缓的，从从容容的赏玩人生。譬如走路，自然派是急忙奔走；我们就缓步逍遥，同公园散步一般，也未始不可。这就是余裕派的意思同由来。漱石在《猫》之后，作《虞美人草》也是这一派的余裕文学。晚年作《门》和《行人》等，已多客观的倾向，描写心理，最是深透。但是他的文章，多用说明叙述，不用印象描写；至于构造文辞，均极完美，也与自然派不同，独成一家，不愧为明治时代一个散文大家。
森鸥外本是医学博士，兼文学博士，充军医总监，现任博物馆长，翻译以外，多有创作。他近来的主张，是遣兴文学。短篇小说《游戏》（Asobi）的里面说：——
“这个汉子就是著作的时候，也同小孩子游戏时一样的心情。这并不是说，他就一点没有苦处。无论什么游戏，都须得超过障碍。他也晓得艺术不是玩耍，也自觉得倘将自己用的家伙，交与真的巨匠大家，也可造成震动世界的作品。但是虽然自觉，却总存着游戏的心情。……总之在木村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一种游戏。”
这几句话，很可见他的态度。他是理知的人，所以对于凡事，都是这一副消极的态度，没有兴奋的时候，颇有现代虚无思想倾向。所以他的著作，也多不触着人生。遣兴主义，名称虽然不同，到底也是低徊趣味一流，称作余裕派，也没什么不可。
九 自然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文学，专用客观，描写人生，主张无技巧无解决。人世无论如何恶浊，只是事实如此，奈何他不得，单把这实情写出来，就满足了。但这冷酷的态度，终不能令人满足，所以一方面又起反动，普通称作新主观主义。其中约可分作两种：
一是享乐主义。片上天弦论明治四十四年文坛情状，有这一节，说得明白：——
“一二年来，对于自然派静观实写之态度，表示不满，见于著作者，所在多有。自然派欲保存人生之经验，此派之人，则欲注油于生命之火，尝尽本生之味。彼不以记录生活之历史为足，而欲自造生活之历史。其所欲者，不在生之观照，而在生之享乐；不仅在艺术之制作，而欲以己之生活，造成艺术品也。”
此派中永井荷风最有名。他本是纯粹的自然派，后来对于现代文明，深感不满，便变了一种消极的享乐主义。所作长篇小说《冷笑》是他的代表著作。谷崎润一郎是东京大学出身，也同荷风一派，更带点颓废派气息。《刺青》《恶魔》等，都是名篇，可以看出他的特色。
一是理想主义。自然派文学，描写人生，并无解决，所以时常引人到绝望里去。现在却肯定人生，定下理想，要靠自由意志，去改造生活，这就暂称作理想主义。法国柏格林创造的进化说，罗兰的至勇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同英美诗人勃来克与惠特曼的思想，这时也都极盛行。明治四十二年，武者小路实笃等一群青年文士，发刊杂志《白桦》提倡这派新文学。到大正三四年时（1912—1913），势力渐盛，如今白桦派几乎成了文坛的中心。武者小路以外，有长与善郎里见弴志贺直哉等，也都有名。
早稻田大学，自从出了岛村抱月相马御风片上天弦等以后，文学上狠有势力。随后新进文士，也出了不少。中村星湖离了客观的自然主义，提倡问题小说，兴起主张本位的艺术。相马泰三著作，带着唯美的倾向。谷崎精二是润一郎的兄弟，却是人道主义的作家，有短篇集《生与死之爱》可以见他的思想一斑。
十 以上所说，是日本近三十年来小说变迁的大概。因为时间局促，说得甚是粗浅。好在文科加了日本文，希望将来可以直接研究，这篇不过当一个Index罢了。
讲到中国近来新小说的发达，与日本比较，可以看出几处异同，狠有研究的价值。中国以前作小说，本也是一种“下劣贱业”，向来没人看重。到了庚子——十九世纪的末一年——以后，《清议》《新民》各报出来，梁任公才讲起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随后刊行《新小说》，这可算是一大改革运动，恰与明治初年的情形相似。即如《佳人之奇遇》，《经国美谈》诸书，俱在那时译出，登在《清议报》上。《新小说》中梁任公自作的《新中国未来记》，也是政治小说。
又一方面，从旧小说出来的讽刺小说，也发达起来。从《官场现形记》起，经过了《怪现状》，《老残游记》，到现在的《广陵潮》，《留东外史》，著作不可谓不多，可只全是一套板。形式结构上，多是冗长散漫，思想上又没有一定的人生观，只是“随意言之”。问他著书本意，不是教训，便是讽刺嘲骂诬蔑。讲到底，还只是“戏作者”的态度，好比日本假名垣鲁文的一流。所以我还把他放在旧小说项下，因为他总是旧思想，旧形式。即如他还用说书的章回体，对偶的题目，这就是一种极大的束缚。章回要限定篇幅，题目须对课一样的配合，抒写就不能自然满足。即使写得极好如《红楼梦》，也只可承认他是旧小说的佳作，不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新文学。他在中国小说发达史上，原占着重要的位置，但是他不能用历史的力来压服我们。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旧小说的不自由的形式，一定装不下新思想；正同旧诗旧词旧曲的形式，装不下诗的新思想一样。
现代的中国小说，还是多用旧形式者，就是作者对于文学和人生，还是旧思想同旧形式，不相抵触的缘故。作者对于小说，不是当他作闲书，便当作教训讽刺的器具，报私怨的家伙。至于对着人生这个问题，大抵毫无意见，或未曾想到。所以做来做去，仍在这旧圈子里转；好的学了点《儒林外史》，坏的就像了《野叟曝言》，此外还有《玉梨魂》派的鸳鸯胡蝶体，《聊斋》派的某生者体，那可更古旧得利害，好像跳出在现代的空气以外，且可不必论他。
中国讲新小说也二十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这是什么理由呢？据我说来，就只在中国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旧派小说还出几种，新文学的小说就一本也没有。创作一面，姑且不论也罢，即如翻译，也是如此。却除一二种摘译的小仲马《茶花女遗事》，托尔斯泰《心狱》外，别无世界名著。其次司各得迭更司还多，接下去便是高能达利哈葛得白髭拜无名氏诸作了。这宗著作，果然没有什么可模仿，也决没人去模仿他，因为译者本来也不是佩服他的长处所以译他；所以译这本书者，便因为他有我的长处，因为他像我的缘故。所以司各得小说之可译可读者，就因为他像《史》《汉》的缘故，正与将赫胥黎《天演论》比周秦诸子，同一道理。大家都存着这样一个心思，所以凡事都改革不完成。不肯自己去学人，只愿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打定老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了一点，更古今中外，扯作一团，来作他传奇主义的《聊斋》，自然主义的《子不语》，这是不肯模仿不会模仿的必然的结果了。
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照上文所说，中国现时小说情形，仿佛明治十七八年时的样子，所以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但其先又须说明小说的意义，方才免得误会，被一般人拉去归入子部杂家，或并入《精忠岳传》一类闲书。——总而言之，中国要新小说发达，须得从头做起，目下所缺第一切要的书，就是一部讲小说是什么东西的《小说神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