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河的水，从祁阳以上，就渐渐地清澈，湍急起来。九月的朝阳，温和地从两岸的树尖透到河上，散布着破碎的金光。我们蹲在小茅船的头上，顺流的，轻飘的浮动着。从浅水处，还可以看到一颗一颗的水晶似的圆石子儿，在激流中翻滚。船夫的篙子，落在圆石子里不时发出沙沙的响叫。
“还有好远呢？”我不耐烦地向我的朋友问。
“看啦！就是前面的那一个树林子。”
船慢，人急，我耐不住地命令着船夫靠了岸，我觉得徒步实在比乘船来得爽快些。况且主要的还是为了要游古迹。
跑到了那个林子里，首先映入我的眼帘来的，便是许多刻字的石壁。我走近前来，一块一块地过细地把它体认。
当中的一块最大的，约有两丈高，一丈多长，还特盖了一个亭子替它做掩护的，是“大唐中兴颂”。我的朋友说：浯溪所以成为这样著名的古迹的原因，就完全依靠着这块“颂”。字，是颜真卿的手笔：颂词，是元吉撰的。那时候颜真卿贬道州，什么事都心灰意懒，字也不写，文章也不做；后来唐皇又把他赦回去做京官了，路过祁阳，才高高兴兴地写了这块碑。不料这碑一留下，以后专门跑到浯溪来写碑的，便一朝一代的多起来了。你一块我一块，都以和颜真卿的石碑相并立为荣幸。一直到现在，差不多满山野都是石碑。刘镛的啦！何子贞的啦！张之洞的啦……
转过那许多石碑的侧面，就是浯溪。我们在溪上的石桥上蹲了一会儿：溪，并不宽大，而且还有许多地方已经枯涸，似乎寻不出它的什么值得称颂特点来。溪桥的左面，置放有一块黑色的，方尺大小的石板，名曰“镜石”；在那黑石板上用水一浇，便镜子似的，可以把对河的景物照得清清楚楚。据说：这块石板在民国初年，曾被官家运到北京去过，因为在北京没有浯溪的水浇，照不出景致，便仍旧将它送回来了。“镜石”的不能躺在北京古物馆里受抬举，大约也是“命中注定”了的吧。
另外，在那林子的里边，还有一个别墅和一座古庙；那别墅，原本是清朝的一位做过官的旗人建筑的。那旗人因为也会写字，也会吟诗，也会爱古迹，所以便永远地居留在这里。现在呢？那别墅已经是“人亡物在”，破碎得只剩下一个外型了。
之后，我的朋友又指示我去看了一块刻在悬崖上的权奸的字迹。他说，那便是浯溪最伟大和最堪回味的一块碑了。那碑是明朝的宰相严嵩南下时写下的。四个“圣寿万年”的比方桌还大的字，倒悬地深刻在那石崖上，足足有二十多丈高。那不知道怎样刻上去的。自来就没有人能够上去印下来过。吴佩孚驻扎祁阳时，用一连兵，架上几个木架，费了大半个月的功夫，还只印下来得半张，这，就可以想见当年刻上去的工程的浩大了。
我高兴地把它详细地察看了一会，仰着、差不多把脑袋都抬得昏眩了。
“唔！真是哩！”我不由地也附和了一声。
游完，回到小茅船上的时候，已经是正午了。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虽然没有吃饭，心中倒很觉得饱饱的。也许景致太优美了的原故吧，我是这样地想。然而，我却引起了一些不可抑制的多余的感慨。（游山玩水的人大抵都是有感慨的，我当然不能例外。）我觉得，无论是在什么时，做奴才的，总是很难经常地博到主子的欢心的，即算你会吹会拍到怎样的厉害。在主子高兴的时候，他可不惜给你一块吃剩的骨头尝尝；不高兴时，就索性一脚把你踢开了，无论你怎样地会摇起尾巴来哀告。颜真卿的贬道州总该不是犯了什么大不了的罪过吧！严嵩时时刻刻不忘“圣寿万年”，结果还是做叫化子散场，这真是有点太说不过去了。然而，奴才们对主子为什么始终要那样地驯服呢？即算是在现在，啊，肉骨头的魔力啊！
当小船停泊到城楼边，大家已经踏上了码头的时候，我还一直在这些杂乱的思潮中打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