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平常的习惯，每日必要看报，几乎同有了瘾一样，倘若一天偶然停刊，便觉得有点无聊。所以报纸与我们的确很有关系，如有好的报纸供我们读，他的好处决不下于读书。但是好的报纸却很难得，我想就经验上感到的缺点写几条出来，以供大家的参考，并希望五周年后的《晨报》能够渐成为理想的好报纸。
据自己的经验，拿起报来大抵先看附刊，——有些附刊很离奇的，也别有一种趣味。其中最先看的是杂感通信一类的小品，以次及于诗文小说。我们固然期望常有真的文艺作品出现，但这是不可勉强的事，所以不得不暂以现状为满足，只希望于青年思想界多有拨触，振作起一点精神来。玄学问题爱情定则这些辩论，虽然有人或者以为非绅士态度，我却觉得是很好的。附刊的职分，在“多做文学思想上的事业”，但系日刊而非专门的杂志，所以性质应当轻松一点，虽然也不可过于挖苦或痛骂，现在通行的几种附刊，固然还大有可以改良发展的余地，不过大都还过得去，我们且不必求全责备的去说了。
其次，我们所注意的，是政治新闻。自己虽然毫无政见，对于别人的政论也没甚趣味，但关于这一方面的事情总有点知道的必要，所以每天照例的要看一遍。既然如上边所说，对于政治本无趣味，平常看报倒也随便过去，并不想在这些报道里边求得什么大道理，但在没有新闻可看的时候却又很觉得寂寞了。恰巧中国报界有一种奇妙的习惯，无论政治上社会上闹着什么大乱子，倘若遇到什么令节良辰，便刻日停工休息，有时整一两个星期的全国没有一张报纸；我真奇怪，像我这样不谈政治的人，在那时候还不免时常觉得焦躁，不知道时局是什么情形了，那些业谈政治的人们却处之晏然，似乎并没有什么不满意，究竟其故安在。中国过节的瘾实在很大，轰轰烈烈的外交运动到年底也要休假，商会的罢市也要节后举行，都是很好的前例，报界的一两个星期的停刊或者是当然的事也未可知。但我还希望中国报界中至少有一二家能够破除这个成例，来学一学邻国的“年中无休刊”；我知道这个牺牲一定不很小，不过真是热心办报的人未必便担受不起，何况其中又并非没有特别利益可得，只要中国人不至于过节过的如此入迷以致连报也不要看。即使退一步说，过年过节时不能照常出版，那么减少一半可，甚至每日只出号外似的一块，传达紧要新闻，亦无不可。在中国这样懒蛇似的国内政治以至军事行动到了过节也会休息，真正没有什么紧要新闻可以传达也未可知，但我总希望有一二家报馆起来改革，打破言论出版界的停滞的空气也好。
最后，我们看那社会新闻和广告，关于现在的社会新闻的编法，有好几处缺点可以举出来。其一是重复，常常有同一新闻，记的略有异同，先后重出，或者在一张报上登了出来。这是一个小毛病，看了却也不很愉快。其二是有头无尾，一个案件只在发生时记了一回，以后便无下文。中国的社会新闻大抵都是投稿，并不经过本社记者的查访，而且多只道听涂说，并不就本案关系人或关系官厅加以探询，所以多半不很确实，读者也只当作消闲材料，看过就算。先前孙美瑶旅长在临城闹事之后，报上说火车要改钟点，声明容后续访，而终于信息杳然；要乘火车的人当然会到车站去问改正的时刻，但报上记事有头无尾，总是一个缺点。这样的正经事尚且如此，别的小案件更不必说了。其三是太迎合社会心理，上两点关于编辑方法，这一点是关于材料的。中国人看新闻，多当他做《聊斋》看，只须检查旧《申报》或《点石斋画报》的题目，不是“怪胎何来”，便是“贞烈可风”或“打散鸳鸯”，就可明白。现在的报纸上不大看见这类的标题了，但查考他的内容还是同二十年前一样。论理，新闻上只要记载重大的事件与公众有利害关系的，或特殊事物之有趣味的便够了，如说某处学术讲演，某地强盗杀人，或三贝子花园的猴子生了小猴，中央公园的二月蓝开了之类，至于别的个人的私事一概不必登载。然而群众喜欢听讲人家的坏话，报纸为迎合社会心理起见，于是也多载所谓风化的新闻，攻讦的还不算在内。这类新闻表面上可以分为名教的与卑猥的两种，而根本上却是同样的恶劣而且不健全。他们叙述某贞女之“以一言之微竟尔殒身”，或“两块骨头”之在道士庙私会，有时更远及数千里外几个月前的个人隐密以充篇幅。这当然由于读者无形的要求，但从新闻上论究竟价值何在。据我想来，除了个人的食息以外，两性的关系是天下最私的事，一切当由自己负责，与第三者了无交涉，即使如何变态，如不构成犯罪，社会上别无顾问之必要，所以纪述那种新闻以娱读者，实在与用了性的现象编造笑话同是下流根性。或者说，这些事与风化有关，故有登载的价值。我殊不解，一位贵夫人的二十年前的禁欲，一对男女的不曾公布的同居，会于所谓风化的隆替生什么影响，世间如有风化，那只是一时代的两性关系的现象，里边含有贞女节妇，童男义夫，也含有那两块骨头以及其他，我们不能任意加以笔削。我并不是希望新闻记者去力斥守节之愚而盛称幽会之雅，因为这也是极谬的；我只希望记者对于这些事要有一点常识，不要把两性关系看得太神秘太重大，听到一点话便摇笔铺叙，记的津津有味，要知道这是极私的事没有公布的必要，那就好了。性的事实并不是不可记述的，不过那须用别一种方法，或艺术的发表为文学美术，或科学的为性的心理之研究，都无不可，却不宜于做在社会新闻上供庸众之酒醉饭饱后的玩弄。他们如有这种要求，可以不去理他；公众对手的报纸固然不好无视社会心理，但有许多地方也只能拒绝。至于有些报上载些介绍式的菊讯花讯，那本不在我们所说的报纸范围以内，自不必去说他的好坏了。
我于新闻学完全是外行，现在所说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没有什么根据，而且颇有恶人之所好的地方，未必容易实行，倘若能够因此引起极少数的局部的改革，那就是这篇小文的最大的成功了。
（十二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