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竹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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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放荡

偶然翻阅《困学纪闻》,见卷十七有这一则云:

“梁简文诫子当阳公书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斯言非也。文中子谓文士之行可见,放荡其文,岂能谨重其行乎。”翁凤西注引《中说·事君篇》云:

“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则典。”其实,深宁老人和文中子的评论文艺是不大靠得住的,全谢山在这节上加批云:

“六朝之文所以无当于道。”这就凑足了鼎足而三。

我们再来《全梁文》里找梁简文的原文,在卷十一录有据《艺文类聚》二五抄出的一篇《诫当阳公大心书》云:

“汝年时尚幼,所阙者学。可久可大,其唯学欤。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使墙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这些勉学的话原来也只平常,其特别有意思的却就是为大家所非难的这几句话,我觉得他不但对于文艺有了解,因此也是知道生活的道理的人。我们看他余留下来的残篇剩简里有多少好句,如《舞赋》中云:

“眄鼓微吟,回巾自拥。发乱难持,簪低易捧。”又《答新渝侯和诗书》中云:

“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画等。”又《筝赋》中歌曰:

“年年花色好,足侍爱君傍。影入着衣镜,裙含辟恶香。鸳鸯七十二,乱舞未成行。”看他写了这种清绮语,可是他的行为却并不至于放荡,虽然千四百年前事我们本来不能详知,也只好凭了一点文献的纪录。简文被侯景所幽絷时有题壁自序一首云:

“有梁正士兰陵萧世缵,立身行道,终始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弗欺暗室,岂况三光。数至于此,命也如何。”《梁书》四《简文帝纪》虽然说:

“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又史臣曰:

“太宗幼年聪睿,令问夙标,天才纵逸,冠于今古,文则时以轻华为累,君子所不取焉。”但下文也说:

“洎乎继统,实有人君之懿矣。”可见对于他的为人,君子也是没有微辞的了。他能够以身作则地实行他的诫子书,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文人里边我最佩服这行谨重而言放荡的,即非圣人,亦君子也。其次是言行皆谨重或言行皆放荡的,虽属凡夫,却还是狂狷一流。再其次是言谨重而行放荡的,此乃是道地小人,远出谢灵运沈休文之下矣。谢沈的傲冶其实还不失为中等,而且在后世也就不可多得,言行不一致的一派可以说起于韩愈,则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至今遂成为载道的正宗了。一般对于这问题有两种误解。其一以为文风与世道有关,他们把《乐记》里说的亡国之音那一句话歪曲了,相信哀愁的音会得危害国家,这种五行志的论调本来已过了时,何况倒因为果还是读了别字来的呢。其二以为文士之行可见,不但是文如其人,而且还会人如其文,写了这种文便非变成这种人不可,即是所谓放荡其文岂能谨重其行乎。这也未免说得有点神怪,事实倒还是在反面,放荡其文与谨重其行,其实乃不独不相反而且还相成呢。英国蔼理斯在他的《凯沙诺伐论》中说过:

“我们愈是绵密地与实生活相调和,我们里面的不用不满足的地面当然愈是增大。但正在这地方,艺术进来了。艺术的效果大抵在于调弄这些我们机体内不用的纤维,因此使他们达到一种谐和的满足之状态,就是把他们道德化了,倘若你愿意这样说。精神病医生常述一种悲惨的风狂病,为高洁地过着禁欲生活的老处女们所独有的。她们当初好像对于自己的境遇很满意,过了多少年后却渐显出不可抑制的恼乱与色情冲动,那些生活上不用的分子被关闭在心灵的窖里,几乎被忘却了,终于反叛起来,喧扰着要求满足。古代的狂宴——基督降诞节的腊祭,圣约翰节的中夏祭——都证明古人很聪明地承认,日常道德的实生活的约束有时应当放松,使他不至于因为过紧而破裂。我们没有那狂宴了,但我们有艺术替代了他。”又云:

“这是一个很古的观察,那最不贞洁的诗是最贞洁的诗人所写,那些写得最清净的人却生活得最不清净。在基督教徒中也正是一样,无论新旧宗派,许多最放纵的文学都是教士所作,并不因为教士是一种堕落的阶级,实在只因他们生活的严正更需这种感情的操练罢了。从自然的观点说来,这种文学是坏的,这只是那猥亵之一种形式,正如许思曼所说唯有贞洁的人才会做出的。在大自然里,欲求急速地变成行为,不留什么痕迹在心上面。……在社会上我们不能常有容许冲动急速而自由地变成行为的余地,为要免避被压迫的冲动之危害起见,把这些感情移用在更高上稳和的方面却是要紧了。正如我们需要体操以伸张和谐那机体中不用的较粗的活力一样,我们需要美术文学以伸张和谐那较细的活力,这里应当说明,因为情绪大抵也是一种肌肉作用,在多少停顿状态中的动作,所以上边所说不单是普通的一个类似。从这方面看来,艺术正是情绪的操练。”小注中又引格勒威耳的日记作例证之一云:

“拉忒勒耳在谈谟耳与洛及斯两人异同,前者的诗那么放荡,后者的诗那么清净,因为诗里非常谨慎地删除一切近于不雅驯的事物,所以当时甚是流行,又对比两人的生活与作品,前者是良夫贤父的模范,而后者则是所知的最大好色家云。”中国的例大约也不少,今为省事计也就不去多找了。凯沙诺伐是言行皆放荡的人,摆伦的朋友妥玛谟耳则很有简文的理想。或评法国画家瓦妥云,“荡子精神,贤人行径。”此言颇妙,正可为此类文人制一副对联也。(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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