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我曾说过，人类虽是从动物进化来的，但他也有禽兽不如的几种恶习，如卖买淫及思想文字狱等。在野蛮时代，犯了禁忌的人如不伏冥诛亦难逃世法，这已非禽兽所有事，多少有点离奇了，不过那时是集团生活时代，思想差不多是统一的，所以这不成为问题，一直要到个人化渐发达，正统与异端显然分立，思想文字狱乃为人所注意，因此这时代自然不会很早的了。现在没有这些工夫去翻书，只就我们记得的来讲，则孔子杀少正卯可以说是以思想杀人的较早的一例，而杨恽之狱则是以文字杀人的例。据《孔子家语》说：
“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以汝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这件事或者如朱晦庵所疑并非事实亦未可知，但总之是儒教徒的一种理想，所以后来一直脍炙人口，文人提到异己者便想加以两观之诛，可以知矣。杨子幼的《报孙会宗书》因为收在古文选本里，知道的人很多，（《文选》虽也有，恐怕看的少了，）就成为古代文字狱的代表。就事论事，这两案是同样的冤枉，同样的暴虐，若其影响及于世道人心者则自以前者为甚。盖普通以文字杀人的文字狱其罪名大都是诽谤，虽然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加上好些好听的名称，却总盖不过事实，这只是暴君因被骂或疑心如此而发怒耳，明眼人终自知道，若以思想杀人的文字狱则罪在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一般人觉得仿佛都被反对在内，皆欲得而甘心，是不但暴君欲杀，暴民亦附议者也。为犯匹夫之怒而被杀，后世犹有怜之者，为大众所杀则终了矣。虽或后来有二三好事者欲为平反，而他们自己也正为大众所疾视，不独无力且亦甚危事也。其一是政治的杀人，理非易见，其一是宗教的杀人，某种教旨如占势力则此钦案决不能动，千百年如一日，信仰之力亦大矣哉。因为这个理由，在文字狱中我特别看重这一类，西洋的巫蛊与神圣裁判之引起我的兴味亦正为此，其通常诽谤的文字狱固是暴君草菅人命的好例，但其影响之重大则尚未能相比耳。
我们说起近代的文字狱来，第一总想到康熙乾隆时的那许多案件，但那些大抵是大逆不道案而已，在专制的满清时代，这是当然的，其缺少非圣无法案者非是朝廷特别宽容这个，乃因中国人在思想上久已阉割了之故，即使有人敢诽谤皇帝，也总不敢菲薄圣人也。清末出了一个谭复生，稍稍想挣扎，却不久即死在大逆案里，我们要找这类的人只好直找上去，去今三百余年前才能找到一位，这即是所谓李秃李卓吾。明万历三十年（一六〇二）那时卓吾七十六岁，礼部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劾奏，据《山志》卷四（比《日知录》稍详）所引略云：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刺缪不经，不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各省，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毋令贻乱后日，世道幸甚。”奉圣旨云：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卓吾遂被逮至北京，其时在闰二月，至三月十五日自刎死狱中。张问达阿附首相沈一贯劾奏李卓吾的两款是异端惑世与宣淫，对于这两点马敬所已经替他辨明得很清楚，原文见《李温陵外纪》，不容易得，近有容肇祖著《李卓吾评传》，朱维之著《李卓吾论》后附铃木虎雄原著《李卓吾年谱》，均有转录。卓吾之死，《山志》说是惧罪自尽，但据《年谱》引马敬所答张又玄书云：
“先生视死生平等，视死之顺逆平等，视一死之后人之疑信平等。且不刎于初系病苦之日而刎于病苏之后，不刎于事变初发圣怒难测之日，而刎于群喙尽歇事体渐平之后，此真不可思议。其偈有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先生故用此见成头巾语，障却天下万世人眼睛，具佛眼者可令此老瞒过耶。”可知那班正统派如王山史等人所说都是不对的，彼亦未必是有意讲坏话，盖只是以他自己的心忖度别人耳。
谏官与首相勾结了去对皇帝说，谋除去一个异端，这也原是平凡的事，说过就可搁起，我这里所觉得有意思的乃是一般读书人对于此事的感想。读书人里自然也有明理的人，如马敬所焦弱侯袁小修陶石匮钱牧斋等，他们的话虽然很好这里且不提，因为我所注意的多在反面那一边。第一个我们请出鼎鼎大名的顾亭林来。在《日知录》卷十八李贽条下抄录张问达疏及旨后说道：
“愚按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然虽奉严旨而其书之行于人间自若也。”又云：
“天启五年九月四日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贽诸书怪诞不经，命巡视衙门焚毁，不许坊间发卖，仍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王山史在《山志》初集卷四李贽条下云：
“温陵李贽颇以著述自任，予考其行事，察其持论，盖一无忌惮之小人也，不知当时诸君子如焦弱侯辈何以服之特甚，予疑其出言新奇，辨给动听，久之遂为所移而不觉也。”又云：
“予尝谓李贽之学本无可取，而倡异端以坏人心，肆淫行以兆国乱，盖盛世之妖孽，士林之梼杌也，不及正两观之诛，亦幸矣。”此后抄录疏旨，又云：
“已而贽逮至，惧罪自尽，马经纶为营葬通州。闻今有大书二碑，一曰李卓吾先生墓，焦竑题，一曰卓吾老子碑，汪可受题。表章邪士，阴违圣人之教，显倍天子之法，亦可谓无心矣。恨当时无有闻之于朝者，仆其碑并治其罪耳。”两位遗老恨恨之状可掬，顾君恨书未能烧尽，王君则恨人未杀，碑未仆也。我曾说：
“奇哉亭林先生乃赞成思想文字狱，以烧书为唯一的卫道手段乎，只可惜还是在流行，此事盖须至乾隆大禁毁明季遗书而亭林之愿望始满足耳。不佞于顾君的学问岂敢菲薄，不过说他没有什么思想，而且那种正统派的态度是要不得的东西，只能为圣王效驱除之用而已。不佞非不喜《日知录》者，而读之每每作恶中辍，即有因此种恶浊空气混杂其中故也。”此外有冯定远，在《钝吟杂录》中亦有说及，如卷二家戒下云：
“一家之人各以其是非为是非则不齐，推之至于天下，是非不同则风俗不一，上下不和，刑赏无常，乱之道也。李卓吾者乱民也，不知孔子之是非而用我之是非，愚之至也。孔子之是非乃千古不易之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部《春秋》不过如此。”何义门批注云：
“牧翁以为异人，愚之至也。吾尝谓既生一李卓吾，即宜生一牛金星继其后矣。”又卷四读古浅说云：
“余于前人未尝敢轻诋，老人年长数十岁便须致敬，况已往之古人乎。然有五人不可容。李秃之谈道，此诛绝之罪也，孔子而在，必加两观之诛矣。”顾王二君皆是程朱派，视王阳明如蛇蝎，其骂李卓吾不足怪，钝吟本是诗人，《杂录》中亦有好意思，如此学嘴学舌，殊为可笑，至于何义门实太幼稚，更不足道矣。尤西堂著《艮斋杂说》正续十卷，除谈佛处不懂外多可看，卷五有一则论李卓吾金圣叹，其上半云：
“李卓吾，天下之怪物也，而牧斋目为异人。其为姚安太守，公座常与禅衲俱，或入伽蓝判事。后去其发，秃而加巾，以妖人逮下狱，遂自刭死。当是时，老禅何在，异乎不异乎。”西堂语较平凡，但也总全不了解。即此数人殆可代表康熙时读书人对于李卓吾的意见，以后人云亦云，大概没有什么变化，直至清末革命运动发生，国学保存会重印《焚书》，黄晦闻吴又陵诸君始稍为表章，但是近十年来正统派思想又占势力，搢笏大官与束发小生同骂公安竟陵以文章亡国，苟使他们知有李秃，岂有不更痛骂之理，回思三十年来事，真不胜今昔之感也。
李卓吾为什么是妖人及异端呢？其一是在行为。他去发，讲学根佛说，与女人谈道。其一是在思想。王山史引《藏书》的总目论中语云：
“人之是非初无定质，览者但无以孔子之定本行赏罚。”《年谱》引《答耿中丞书》云：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给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案原书见《焚书》卷一。）又《童心说》云：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叹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以为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焚书》卷三。）铃木氏评曰：
“辞或失之不逊，或陷于过贬，但酌其发言之精神所在，实可谓向后世儒生所陷的弊端下一金针。不料这些话却给与迫害卓吾的人以好口实，好像当他是反抗儒教的大罪人。”（据朱君译文原本。）《焚书》卷二《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有云：
“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此盖孔圣人所以周流天下，欲庶几一遇而不可得者，今反视之为短见之人，不亦冤乎。冤不冤与此人何与，但恐旁观者丑耳。”这些话大抵最犯世间曲儒之忌，其实本来也很平常，只是因为懂得物理人情，对于一切都要张眼看过，用心想过，不肯随便跟了人家的脚跟走，所得的结果正是极平常实在的道理，盖日光之下本无新事也，但一班曲儒便惊骇的了不得，以为非妖即怪，大动干戈，乃兴诏狱。卓吾老子死了，这也没有什么希奇，其《五死篇》中本云：
“既无知己可死，吾将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焚书》卷五。）他既自己知道，更不必说冤矣。且卓吾亦曾云：
“冤不冤与此人何与，但恐旁观者丑耳。”我们忝为旁观者，岂能不为中国丑？不佞之不禁喋喋有言，实亦即为此故，不然与卓吾别无乡世寅戚谊，何必如此多嘴乎。《年谱》引《温陵外纪》卷一余永宁著《李卓吾先生告文》云：
“先生古之为己者也。为己之极，急于为人，为人之极，至于无己。则先生者今之为人之极者也。”这几句话说得很好。凡是以思想问题受迫害的人大抵都如此，他岂真有惑世诬民的目的，只是自有所得，不忍独秘，思以利他，终乃至于虽损己而无怨。此种境地吾辈凡夫何能企及，但为己之极急于为人，觉得不可不勉，不佞近数年来写文章总不敢违反此意也。廿六年四月九日，北平。
《焚书》卷三《卓吾论略》中云：“年十二试老农老圃论，居士曰，吾时已知樊迟之问在荷蒉丈人间，然而上大人丘乙己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须也，则可知矣。论成，遂为同学所称。”此语甚有意致，文中不及引用，附识于此，供读《论语》者之参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