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写了一篇《关于命运》，上海方面就有人挑剔字眼。我说：
“我近来很有点相信命运。那么难道我竟去请教某法师某星士，要他指点我的流年或终身的吉凶么？那也未必。这些要知道我自己都可以知道，因为知道自己应该无过于自己。我相信命运，所凭的不是吾家《易经》神课，却是人家的科学术数。我说命，这就是个人的先天的质地，今云遗传。我说运，是后天的影响，今云环境。”挑剔者乃曰：
“在历史上感觉到自己的迟暮的人，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要躲在神秘中去寻觅自己的安慰，像求神拜佛呀，崇拜性灵呀，相信命运呀，总逃不开了这些圈套。”这里，我不知是他们的故意“歪曲”呢，还是真看不懂我那简单的白话文？奥国的孟特耳不幸晚出，他的学说得不到恩格尔斯的批准，中国新人碍难承认遗传说这也可以原谅的，但是遗传到底是不是像求神拜佛的一样神秘，我想这一点也总该知道吧。我又引明张岱的与人书云：
“鲁王监国，蕞尔小朝廷，科道任孔当辈犹曰，非东林不可进用，则是东林二字直与蕞尔鲁国及汝偕亡者。”挑剔者乃曰：
“甚至当时为人民抗清力量所支持下的鲁王监国，曾被那没有心肝的人斥为蕞尔小朝廷，也居然得到了知堂先生的附和。”这里，他们似乎也不知道“那没有心肝的人”原来是明末遗民张岱。据邵廷采《思复堂集》，《明遗民所知传》云：
“性承忠孝，长于史学。丙戌后屏居卧龙山之仙室，短檐危壁，沉淫于有明一代纪传，名曰‘石匮藏书’，以拟郑思肖之《铁函心史》也，至于废兴存亡之际，孤臣贞士之操，未尝不感慨流连陨涕三致意也。”岱《自为墓志铭》云：
“五羖大夫，焉肯自鬻，空学陶潜，枉希梅福，必也寻三外野人，方晓我之衷曲。”照这样看来，其有无心肝，大约就是不去寻郑所南来问也该可以明白吧。我不知道他们何所根据而断定其为没有心肝也。蕞尔，查《辞通》卷十二云，“小貌”，尔者盖是语助辞，并非尔汝之尔。小朝廷一语曾有胡铨说过，系指南宋，论者不曾以为大不敬，然则以指鲁王浙江一区，似亦不能说怎么不对。今便断为说者没有心肝，如不是错看“尔”字，当是有意歪曲，如绍兴师爷之舞文周纳耳。至于张岱与鲁王的关系在《梦忆》中曾经说及，可以参考，据《砚云甲编》本第二则云：
“鲁王播迁至越，以先父相鲁先王，幸旧臣第。岱接驾。无所考仪注，以意为之，踏脚四扇，氍毹藉之，高厅事尺，设御座，席七重，备山海之供。鲁王至，冠翼善，玄色蟒袍，玉带朱玉绶。观者杂沓，前后左右用梯用台用凳，环立看之，几不能步，剩御前数步而已。传旨，勿辟人。岱进行君臣礼，献茶毕安席，再行礼，不送杯箸，示不敢为主也，趋侍坐。……二鼓转席，临不二斋梅花书屋，坐木犹龙，卧岱书榻，剧谈移时。出登席，设二席于御座傍，命岱与陈洪绶侍饮，谐谑欢笑如平交，睿量弘，已进酒半斗矣，大犀觥一气尽，陈洪绶不胜饮，呕哕御座傍。寻设一小几，命洪绶书箑，醉捉笔不起，止之。……起驾，转席后又进酒半斗，睿颜微酡，进辇，两书堂官掖之不能步。岱送至闾外，命书堂官再传旨曰，爷今日大喜，爷今日喜极。君臣欢洽脱略至此，真属异数。”
张岱与鲁王君臣欢洽脱略至此，但是对于结党营私的任孔当辈仍要痛骂，正如那侍饮大醉的陈洪绶之要痛骂误国殃民的官军一样。陈洪绶即老莲，他的画至今很有名，也是瓜瓜叫的明遗民，不是没有心肝的人，在他的《宝纶堂集》末有避难诗一卷，丙戌除夕自叙，其《作饭行》一篇序中有云，“今小民苦官兵淫杀有日矣”，诗末四联云：
“鲁国越官吏，江上逍遥师，避敌甚畏虎，篦民若养狸。时日曷丧语，声闻于天知，民情即天意，兵来皆安之。”又《官军行》末四语云：
“卿今冒饷欲未充，驾言输饷缚富翁。卿先士卒抄村落，分明教我亦淫掠。”又《搜牢行》中有云：
“长官亦如贼所为，人则何赖有此国。”我想在这里可以不必再加说明，只请读者自己去看这种官与兵是不是该痛骂，张陈皆明遗民，与鲁王又有这种关系，而使二人都忍不住说及汝偕亡或时日曷丧的话，岂不哀哉，当时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前回我说现今很像明末，但这其间自然也有些不同，现在的人总比三百年前的人要聪明一点了吧。如断定明遗民张岱是没有心肝的人，一也，根据我所引的永井荷风的话，断定是前期年青人的反对黑暗之英雄的悲叫，二也。荷风原已说过：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威耳哈伦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在原论第一节中又曾云：
“余初甚愤且悲。但是幸而此悲愤绝望乃成为使余入于日本人古来遗传性的死心之无差别观。不见上野的老杉乎，默默不语亦不诉说，独知自己的命数，从容地渐就枯死耳。无情的草木岂不远胜有情的人类耶。
我如今才知道现代我们的社会乃是现代人的东西，决非我等所得容喙。我于此对于古迹的毁弃与时代的丑化不复引起何等愤慨，觉得此反足以供给最上的讽刺的滑稽材料，故一变而成为最有诡辩的兴味之中心焉。”死心一语原文作“谛”，本是审义，因审谛事理而死心断念，其消极过于绝望，是为今通行的第二义，其用此字盖与佛教四谛有关亦未可知。永井荷风的“前期年青人”的叫声如往别的书里去找或者也有一句二句，但在我所引的这篇文章里就想利用，实在未免太聪明一点了。
近来文坛上的“批评”的方法与手段的确大有进步了。兹姑不列举。总之他们的态度是与任孔当辈一鼻孔出气的。这也正是中国人的遗传性——或是命运吧。诗云：
虫呵虫呵，难道你叫着，“业”便会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