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在编日报副刊，叫我写文章。我愿意帮点小忙，可是写不出，只能品凑千把字聊以塞责。去年暑假前写了《论妒妇》等三篇，后来就收在《夜读抄》里边，仿佛还好一点，从十一月到现在陆续乱写，又有了十九篇，恐怕更是不成了，但是丢掉了也觉得可惜，所以仍旧编入随笔，因为大多数题作关于什么，就总称之曰“关于十九篇”。
关于这二字是一个新名词。所谓新名词者大抵最初起于日本，字是中国字而词非中国词，却去借了回去加以承认者也。这“关于”却又不然，此是根据外国语意而造成一个本国新词，并非直用其语，或者此属于新名词之乙类，凡虚字皆如此亦未可知。英国倍洛克（Hilaire Belloc）著文集云“关于一切”（On Everything ）等等之外，闻又有名ON者，似可译为关于，然则不佞殆不无冒牌之嫌疑，不过敝文尚有十九篇字样，想不至于真成了文抄公也。
（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记）
今日北平各报载中央社柏林十日路透电云，“据官方今日宣称，因犯有不正当之性行为而照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颁行之律处以宫刑者，共一百十一人，所有各犯均将在茅比特监狱医院中施用手术，约每人八分钟即可竣事，纯以科学方法行之，受刑者于施用手术后将由医士看护数月，在此期内将摄影以志其生理上之发展，并将灌音以察其喉音之变迁。”关于这条新闻恐怕有两点容易误解，想略加以说明。
一是所谓宫刑。报上虽然都用古雅的字写作宫刑，我想这大约只是Castration罢，即除去内生殖器以防繁殖，在男子割去睾丸，更进步的方法则只要扎缚输精管便行，但无论如何总于性交无妨，这一点是与中国宫刑截然不同的，所以假如有人想招这些新式刑余之人去看守上房，那是要大失其望的了。关于现代阉割这问题，英国蔼理斯在《性的心理研究》卷六性与社会的关系中有所说明，第十二章论生殖之科学中云：
“古来医术都反对去干涉生殖器官。希腊医师宣誓时有一句云我不割，意思似即禁止阉割。到了近代却发生了大变化，在有病时阉割的手术常施用于男女两性，又曾有人主张，并且有时实行，施用同样手术，希望可以消除强烈的变态的性欲。近年来更有人主张用之于消极的善种工作上，以为比防孕或坠胎更是根本地有效。
赞成阉割的运动盖发生于美洲合众国，曾有种种实验，列入于法律中。最初有韩蒙德，伊佛志，利特斯顿等人主张，只用以惩罚犯人，特别是性的犯罪者。但是从这观点看去，这个办法似乎不甚完全，而且或者有点不合法。在好些事件上，阉割并不是一种惩罚，却是一种积极的利益。在别的些事件上，假如违反本人的意志而执行的，这会发生很有害的心理影响，使得本来已经精神变质或怔忡的人入于发疯，犯罪，以及一般的反社会的倾向，比以前更是危险。善种学的研究较为后起，其主张施用阉割更有健全的基础，因为阉割现在并不是执行一种野蛮的侮辱的刑罚，却是出于本人的承认，其目的只在使社会安全，免于无用的或有害的份子之增加而已。”
德国的办法似乎是用睾丸摘出手术，因为新闻上说明体格与声音要发生变化，假如只用扎缚便没有这些现象。又这在德国明明是用作一种惩罚，那么蔼理斯所说的那些流弊大约也就难免罢。
二是所谓不正当之性行为。这个名称很是笼统，但意思显然是指变态的性欲，并不包含法律外的普通男女关系在内，假如读者误解以为德国把犯奸的男子都下了蚕室，此固大足以快道学家之意，而回头一看亦甚危险，据王宠惠博士说，中国男子有百分之三十纳妾，依法理便均系犯奸，若照办一下，突然要增出六千万名的太监来，将如何得了乎。
（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整整的十年前，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中，我曾经写过这一篇小文，纪念林琴南之死：
“林琴南先生死了。五六年前，他卫道，卫古文，与《新青年》里的朋友大斗其法，后来他老先生气极了，做了一篇有名的小说《荆生》，大骂新文学家的毁弃伦常，于是这场战事告终，林先生的名誉也一时扫地了。林先生确是清室孝廉，那篇《蠡叟丛谈》也不免做的有点卑劣，但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功绩是不可泯没的。胡适之先生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说，《茶花女》的成绩遂替古文开辟一个新殖民地，又说，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绩。别一方面，他介绍外国文学，虽然用了班马的古文，其努力与成绩决不在任何人之下。一九〇一年所译《黑奴吁天录》例言之六云，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虽似说的可笑，但他的意思是想使学者因此勿遽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却是很可感的居心。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颇模仿过他的译文。他所译的百余种小说中当然玉石混淆，有许多是无价值的作品，但世界名著实也不少，达孚的《鲁滨孙漂流记》，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迭更司的《块肉余生述》，小仲马的《茶花女》，圣彼得的《离恨天》，都是英法的名作，此外欧文的《拊掌录》，斯威夫德的《海外轩渠录》，虽然译的不好，也是古今有名的原本，由林先生的介绍才入中国。文学革命以后，人人都有了骂林先生的权利，但没有人像他那样的尽力于介绍外国文学，译过几本世界的名著。中国现在连人力车夫都说英文，专门的英语家也是车载斗量，在社会上出尽风头，——但是，英国文学的杰作呢？除了林先生的几本古文译本以外可有些什么。……我们回想头脑陈旧，文笔古怪，又是不懂原文的林先生，在过去二十年中竟译出了好好丑丑这百余种小说，再回头一看我们趾高气扬而懒惰的青年，真正惭愧煞人。林先生不懂什么文学和主义，只是他这种忠于他的工作的精神，终是我们的师，这个我不惜承认，虽然有时也有爱真理过于爱我们的师的时候。”
现在整整的十年过去了，死者真是墓木已拱了，文坛上忽然又记念起林琴南来，这是颇有意思的事情。我想这可以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节取，说他的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是可贵的，如上边所说那样。但这个说法实在乃是指桑骂槐，称赞老头子那么样用功即是指斥小伙子的懒惰。在十年前的确可以这样说，近来却是情形不同了，大家只愁译了书没处出版，我就知道有些人藏着二三十万字的译稿送不出去，因为书店忙于出教科书了，一面又听说青年们不要看文艺书了，也不能销。照此刻情形看来，表彰林琴南的翻译的功劳，用以激励后进，实在是可以不必。其二是全取，便是说他一切都是好的，卫道，卫古文，以至想凭藉武力来剪除思想文艺上的异端。无论是在什么时代，这种办法总不见得可以称赞吧，特别是在智识阶级的绅士淑女看去。然而——如何？
我在《人间世》第十四十六这两期上看见了两篇讲林琴南的文章，都在“今人志”中，都是称赞不绝口的。十六期的一篇盛称其古文，讲翻译小说则云，“所译者与原文有出入，而原文实无其精彩。”这与十四期所说，“与原文虽有出入，却很能传出原文的精神，”正是同样的绝妙的妙语。那一位懂英文的人有点闲空，请就近拿一本欧文的The Sketch Book 与林译《拊掌录》对照一两篇看，其与原文有出入处怎样地能传出原文的精神或比原文怎样地更有精彩，告诉我们，也好增加点见识。十四期中赞美林琴南的古文好与忠于清室以外，还很推崇他维持中国旧文化的苦心。
这一段话我细细地看了两遍，终于不很明白。我想即使那些真足以代表中国的旧文化，林琴南所想维持者也决不是这个，他实在只拥护三纲而已，看致蔡鹤卿书可知。《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可惜没有单行，崇拜林琴南者总非拜读这名著一遍不可，如拜读了仍是崇拜，这乃是死心塌地的林派，我们便承认是隔教，不再多话，看见只好作揖而已。
（二十三年十二月）
前两天买到蔼理斯的几本新刊书，计论文集初二集，又一册名“我的告白”（My Confessional 1934），内共小文七十一篇，大抵答覆人家的问，谈论现时的诸问题。其第四十八篇题云“圣书之再发见”，其中有两节云：
“现代教育上有许多看了叫人生气的事情。这样的一件事特别使我愤怒。这就是那普遍的习惯，将最崇高的人类想像的大作引到教室里去，叫不识不知的孩儿们去摸弄。不大有人想要把沙士比亚，玛罗和弥耳敦拉到启蒙书堆里去，让小孩们看了厌恶，（还有教师们自己，他们常常同样地欠缺知识，）因为小孩们还不能懂得这里边所表现的，所净化成不朽的美的形色的，各种赤裸的狂喜和苦闷。
圣书这物事，在确实懂得的人看来，正也是这种神圣的艺术品之一，然而现在却也就正是这圣书，硬拿去塞在小孩的手里，而这些小孩们却还不如在别处能够更多得精神的滋养，这如不在安徒生的童话里，也总当在那种博物书里，如式外尼兹所著的《婴孩怎么产生》。
那些违反了许多教育名师的判断，强要命令小孩们读经，好叫他们对于这伟大文学及其所能给的好处终身厌恶的，那些高等官吏在什么地方可以找着，我可不知道。但是，在那些人被很慈悲地都关到精神病院里去之先，这世间是不大会再发见那圣书的了。”
读了这几节，我觉得最有兴趣的是蔼理斯的称扬式外尼兹（Karl de Schweinitz）的那本小书。《婴孩怎么产生》（How a Baby is Born ）是一本九十五页的小册子，本文七章，却只实占三十四页，此外有图十九面，伦敦市教育局前总视学侵明士博士的序一篇。我因了他的这篇序，再去找侵明士（C．W．Kimmins）博士的书，结果只买到一种，书名“儿童对于人生的态度”，一九二六年出版，是从小孩所写的故事论文里来研究儿童心理的，此外有《儿童的梦》一种可惜绝版了买不到。再说《婴孩怎么产生》，看题目也就可以知道这是性教育的书，给儿童讲生产与性的故事的。的确如序文所说，“这婴孩怎么产生的故事是组织成一个非常有趣味的叙述，讲那些植物，鱼，鸟，野生和家养的各种物的生殖情形。这博物学的空气，儿童很喜欢的，造成一种愉快的背景，能够除去那种在单独讲述某项生殖事情时所常感到的困难。”然而想翻译成汉文，却又实在不容易。夏斧心先生写过一本《我们的来历》，在儿童书局出版，曾给我一册，即是此书译本，但可惜没有插画，这减少好些原来的价值，又文句亦多少不同，查我所有的是一九三一年本，而夏君书却是民国十九年出版，或系根据别一未改订单行本亦未可知。夏君的译本不知行销如何？想起英国儿童还不免读经之厄，中国更何足怪，性教育的书岂能敌得《孝经》乎，虽然二者并不是没关系的，想起来可发一大噱也。
蔼理斯关于读经的话也很有意味，可供中国的参证，但此亦只以无精神病者为限耳。兹不具论。
（二十三年十二月）
从外国书店里买来一本书，名叫“分娩的故事”（The Story of Childbirth ），是芬特莱博士所著，一九三三年出版。芬特莱是女科产科专门家，这书当然是关于医学的，可是也可以说是关于历史的，因为里边满是文化史人类学的资料。只可惜是美国出版，定价要三块多金洋，虽然有二百二十多幅插画，印刷纸张都不大好，令人看了不满意，正如买到哈葛德博士的《 子瘸子和瞎子》的时候一样。但是，十四章的本文却总能给我们好些知识与智慧。我在第四章里看见一点关于中国的话，这是在邵武行医的一位教士却特博士所说，其中云：
“却特博士说他曾见过许多婴孩都患破伤风而死，他推测这是由于用烂泥罨盖婴孩的脐带的习惯。”
我不禁小小的出一惊。因为在两天前才在定县，听见友人说过同样的话，云乡人以烂泥罨盖初生儿的肚脐，容易得破伤风，本地人称之曰四六风，谓不出四日或六日即死也。邵武与定县地隔四省，相去总有数千里之遥，乃有如此类似的事，这真可见中国之广大了。又听保健院的院长说，定县村中遇有生产，多由老年妇女帮忙收拾，事后也无报酬，至今没有职业的产婆，即欲养成亦不容易，因此只能招集这些妇女略加训练，教以极简单的消毒方法而已。我想中国有了四千年的文明，有些地方诚然要比别的民族高一点了，如芬特莱书中插画所载那种助产方法，用索子络胳膊下挂产妇于树下而群揉其腹，或四壮夫执被单之角兜产妇而力簸扬之等等，总是没有了，但是照上面所说的看来，衣食住医的发达实在稍欠平均了。据院长又说，定县共有二百另几村，现在统计一切医生，连巫祝由大小方脉在内，凡自称治病者都算作医生，人数也还不够分配。这更不禁使我惊讶，医道在乡村之“不景气”何至于此极也？听说上海有名国医出门有白俄拳师保镖，北平有名西医（也是中国人）出诊一次二十四元，与乡下情形相比，这又可见中国之另一种的广大了。我们多事的人，吃自家的忙饭，管人家的闲事，有时候想起这种事情来，真觉得前后茫茫，没有法子，而平教会与保健院的努力却大可佩服，殊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概焉。哈葛德博士慨叹美国产妇死亡率之高，云义大利日本才千之二，美国则千之六，计数即每年死亡一万六千人，以为由于助产未周到之故。中国不知当如何？好在没有人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丁口，这恐怕须得问海关邮局，至于生死统计有否是一问题，实在与否又是一问题也。或者这些缺点都由于帝国主义乎？《中学生》杂志记者曰：西洋人说抽雅片是我们的一大坏处，其实，提到所谓洋烟这毒物，我们还不能不抱恨着最初为要强运雅片来我国而打开我们门户的英帝国主义者呢。善哉，其言虽然大有阿Q的精神，但以辩解民族的缺点则再也好不过，我们亦何苦而不利用一下乎。或曰，辜鸿铭今又时髦矣，其言曰，中国文明就在这污糟里，此亦可作别一辩解也。
（二十三年十二月）
近日报载柏林十七日合众电，云国社党近来大捉其同性恋爱者，为冲锋队所捕者当有数百人。这一件小事给我的假定加上一层证明，所以我看了不禁微笑。
我曾假定欧洲法西斯蒂的会考榜，名次如下：正取二名，一，墨索利尼，二，凯末尔。备取一名，希特拉。备取或者应称副榜，正如中国的半边举人，下次乡试还得考过。至于定名次的理由很是充足，墨索利尼所以考取第一者，因为他的政治是上了轨道的，这只看报上不大看见他的什么消息可以证明。凯末尔也差不多，从前还能毅然排除旧礼教，令妇女除去面幕，很可佩服，不过这法西斯蒂是义大利的国产，所以这榜首不能不让给墨首相了。
希特拉的分数之所以不好盖有好几个原因。字政治似乎老是不安宁，奇闻怪事层出不穷，好像病人不能安眠，时时发作拘挛似的，总非健康平复之象。其第一件是烧性书。以性学之科学的研究为有害于世道人心，一奇也。以为性欲由于书物的外诱而不根于本能的发动，二奇也。以为烧书可以制性欲的泛滥，三奇也。有此三奇，远可并驾秦之始皇，近亦可齐驱中古之罗马法王矣。第二件是驱逐犹太人。据说这是由于要保存纯粹日耳曼民族血统。纯粹的血统，这恐怕是一个幻想，虽然也自然可以说是理想，正如想望伊甸乐园生活的理想。犹太人在欧洲或者有讨人厌的地方吧，我们不能知道，如要驱逐他们而以纯粹民族的口实，还不失为一种霸术，现在若以此为政纲，此不但蹈袭威廉二世张百伦辈的传统，亦是宗教的梦想家言也。第三件是冲锋队清党。此中详情非我们外人所知，但有内乱总不是一国一党安定之兆，只看义大利土耳其之不闹问题，便可知国社党的有毛病了。第四件就是这捉拿同性恋爱。说到这里不免要学唱经堂的批才子书，先叫一声好，且说世事纷拿，却有章法，恰如一篇妙文。德国学问甲天下，性学也以“侯施斐尔”教授为山斗，后来忽然一阵狂风骤雨把这学术机关毁掉，书籍烧掉，再向别方面闹过一通之后，回过来捉拿同性恋爱，此真是文章上所谓草蛇灰线法也。夫同性恋爱为何物，性学中言之最详，总之此是属于医生的范围，而非军警之事。昔者疯人发狂，愚民以为有神附体，谵语则神示意，杀人放火则神示罚也，敬畏礼拜之。中古教士乃以为有鬼附体，鞭打禁锢之，不用柴火烧出魔鬼以救其灵魂者亦幸耳。到了现代才知道是神经病，把他当作病人而治疗之。此三阶段很有意义，今之捕同性恋爱盖是中古的一段，但不知中古对于此种花煞附体的犯人如何处置，现在又如何发落，惜电文简略无从知悉耳。欧战以后德国大约被逼得很厉害，有点儿逼疯了的样子，第一须得放宽一点，或者可以舒缓过来，发作自然减少，虽然新闻资料也少了，但是旁人看了也觉得心安。不过中国又何尝有批评德国的资格，我们说这些闲话岂非不自量乎。
（二十三年十二月）
听说郑西谛先生在北大讲演，预言今后中国文坛的倾向，其二是流入颓废，写“王顾左右”之文字。我听了觉得很有趣，却也很有点儿不懂，所以不免来讨论一番。
第一我不明白这颓废是什么意思。据朋友们说，文学上的什么颓废派是起于法兰西，时在一八八五年，而被称为该派的首领乃是诗人玛拉美（Mallarme）。整整五十年之后，中国也有这派运动发生之可能么？假如说是的，那么中国的玛拉美所写的王顾左右又是什么呢。
这就渡到第二个问题上来了。“王顾左右”，这很有趣的，可是实在不大好懂。查原语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七个字，照字面讲去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甲，老王看看左派，又看看右派，把他们大谈而特谈。这是很积极的，当然不能说是不好吧？
乙，老王顾虑左派，又顾虑右派，就去谈别的不相干的事。此虽消极，亦只是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一派，既异于西洋的狄卡耽，与中国的醇酒妇人亦仍不相近也。
丙，梁惠王觉得孟子的话不中听，回过头去看别的地方把话岔开了。这是正解，但是在这里似乎不适用，因为这种态度的文章我不晓得是怎么写法，除非这真是我所提倡的文不对题的文章。即使如此也非颓废，盖玛拉美不如是，信陵君亦不如是耳。
我想这里颓废一语当有误，非出记者即由手民，殆非原本，至于王顾左右的意思，本义固非，甲乙二义望文生训，恐亦非也。推测郑先生之意或者是譬喻讽刺的写法吧？这在言论没有自由的时代是很普通的，帝俄时代作家西乞特林（Saltykov-Schedrin）所谓奴隶的言语者即是。前清末年我买到英文各国幽默丛书中俄国的一册，斯谛普虐克（Stepniak）序文中曾说起过，但是所收西乞特林有名的寓言却只兔子与鹰这两篇，当时甚以为憾。一九三一年英国凤皇丛书中始有单行本出现，原本二十八篇，现在只译出二十有二，却已是希有可贵了。在金磅顶贵的时候我买得了一册，先看译者说明当时社会背景的序文，后看著者的文章，真是毛发皆竖，冷汗出于额角，觉得他正是在骂咱们也。我最怕他那一篇《理想家的鲫鱼》，——鲫鱼先生天天在说光明就会到来，说只要鱼类联合起来，结果是被梭鱼喝酒似的喝下肚去。这与爱罗先珂的土拨鼠很是不同了，因为爱罗先珂自己是理想家，土拨鼠就是他自己。西乞特林是悲观的，但他的悲观与爱罗先珂的乐观都很诚实的，这是他们国民的一种长处。中国似乎该出西乞特林了吧？郑先生的预言似乎该是：
“二，流入悲观，写譬喻讽刺之文字，如西乞特林所提倡者。”但是，这预言会中么？应该与可能完全是两件事。据我想，中国将来的文学恐怕还是那一套端午道士送符的把戏吧？应时应节的画些驱邪降福的符咒，檀家看了也高兴，道士也可得点钱米，这是最好不过的生意经。不过我这里说的也是不负责任的预言，将来这种生意发达不发达，道士有没有，都要看将来才知道也。
（二十四年一月）
上海刊物上有一篇论文，中间提到英国蔼理斯，作者断语云：
“蔼理斯底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看了不禁失笑，因为我不曾知道蔼理斯有这么一个他的时代。夫既未曾有，何从过去，今作者断言其已经过去，是即证明其昔日曾有矣，是诚不佞孤陋寡闻之所得未曾闻者矣。
蔼理斯著作弘富，寒斋所有才只二十六册，又未尝精读专攻，关于他的思想实在懂得很少很浅。但是我知道他是学医的，他的专门学问是性的心理研究即所谓性学，他也写过关于梦，遗传，犯罪学的书，又写些文化及文艺上的批评文章，他的依据却总是科学的，以生物学人类学性学为基础，并非出发于何种主义与理论。所以蔼理斯活到现在七十六岁，未曾立下什么主义，造成一派信徒，建立他的时代，他在现代文化上的存在完全寄托在他的性心理的研究以及由此了解人生的态度上面。现代世界虽曰文明，在这点上却还不大够得上说是蔼理斯的时代，虽然苏俄多少想学他，而字德国则正努力想和他绝缘，可怜中华民国更不必说了，他的文章大约除《左拉论》外还没有多少翻译过来，即使蔼理斯真有时代，与中国亦正是风马牛也，岂不哀哉。
蔼理斯的思想我所最喜欢的是写在《性的心理研究》第六卷跋文里的末尾两节：
“有些人将以我的意见为太保守，有些人以为太偏激。世上总常有人很热心的想攀住过去，也常有人热心的想攫得他们所想像的未来。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间，能同情于他们，却知道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什么架打。不能有世界而无传统，亦不能有生命而无活动。正如赫拉克来多思在现代哲学的初期所说，我们不能在同一川流中入浴二次，虽然如我们在今日所知，川流仍是不断的回流。没有一刻无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没有一刻不见日没。最好是闲静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乱地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
在道德的世界上我们自己是那光明使者，那宇宙的顺程即实现在我们身上。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古代火炬竞走——这在路克勒丢思看来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样，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这些话在热心的朋友们看去或者要觉得太冷静了也未可知，虽然他原是说得很切实的。现在所有的是教徒般的热诚，天天看着日出于东而没于西，却总期望明天是北极的一个长昼，不，便是那么把太阳当作水月灯挂在头上的无穷尽的白天。大家都喜欢谈“前夜”，正如基督降诞节的夜似的，或者又以古雅语称之曰子夜。这是一个很神秘的夜，但是这在少信的人也是不容易领解的。蔼理斯只看见夜变成晨光，晨光变成夜，世事长此转变，不是轮回，却也不见得就是天国近了，不过他还是要跑他的路，到末了将火把交给接替他的人，归于虚无而无怨尤。这样，他与那有信仰的明明是隔教的，其将挨骂也是活该，正如一切隔教者之挨骂一样，但如称之为时代已经过去则甚不巧妙耳。何也，以彼本未曾有什么时代也。如要勉强说有，则当在两性关系趋向解放之地，惜我多年不读俄文，不能知其究竟也。
蔼理斯是性的心理研究专家，他的时代未知何在，而批评家断言其已经过去，此真大妙也。细思之，此事实亦不奇，盖只是滑口说出耳。譬如女子服饰，远仿巴黎，近模上海，花样一变，便是过时，思想文艺亦然，大家竞竞于适时与否，万一时代已过，难免落伍，乃大糟糕矣。而判定什么的时代已否过去亦即为批评家之大权，平日常言某也过去，或某也将过去已成惯习，故不禁随口脱出，不问其有无时代而均断定其过去矣。其实此种问题最好还是阙疑，如达尔文之进化论，摩耳干之社会学等，在现今学术界是否已有若干修正，其时代是否过去，皆须仔细考察，未可一口断定，人非圣贤岂能全知，有所不知亦正是凡人之常，不足为愧也。
（二十四年一月）
阴历年关来到了，商界都要结帐，中国文学界上也有一笔帐该得清算一下子，这便是那阿Q欠下来的胡涂老帐。
《阿Q正传》最初发表是在《晨报副镌》上，每星期日登一次。那时编者孙伏园的意思，星期日的一张要特别“轻松”一点，蒲伯英每次总做文章，《阿Q正传》当时署名“巴人”，所以曾有些人疑心也是蒲君所写。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好些年青的朋友大约不记得了吧。
不久有左翼作家新兴起来了，对于阿Q开始攻击，以为这是嘲笑中国农民的，把《正传》作者骂得个“该死十三元”。我想这是对的，因为《正传》嘲笑阿Q及其子孙是确实无疑，虽然所云阿Q死了没有，其时代过去了没有，这些问题我无从代为决定，本来我也是毫不知道的。
不久听说《阿Q正传》的作家也转变了。阿Q究竟死了没有呢，新兴的批评家们还未能决断定，而作者转变了，阿Q的死生事小，所以就此搁起了。不久《阿Q正传》等都被承认为新兴正统的文学了，有广告上说《正传》是中国普罗文学的代表作，阿Q是中国普罗阶级的代表，于是阿Q既然得到哀荣，似乎文坛上的阿Q问题也就可以结束了。
然而不然。对人是没有问题了，而对事的问题仍然存在，即《阿Q正传》究竟是否嘲笑农民，阿Q究竟是否已死，这些问题仍未解决，这都是新兴批评家们的责任，任何人都应负责来清算一下。
假如《阿Q正传》本来并不是反动的，不是嘲笑农民的，那么当初那些批评家们群起攻击，何其太没有眼睛？当初既然没有眼睛，何以在作者转变后眼睛忽然亮了，知道《正传》又是好的了？假如《正传》确是反动的，攻击正是应该，何以在作者转变后就不攻击，而且还恭维？
这阿Q一案的结论不外两种，一是新兴批评家之无眼识，一是新兴批评家之不诚实。看错，无眼识也。歪曲，不诚实也。本来不反动的作品，在转变前也要说它不对，本来是反动的，在转变后就要说它也对，都是不诚实。无眼识不过瞎说，说的不可信任，不诚实则是有作用，近于欺骗了。唯物史观的文学批评本亦自成一家，在中国也不妨谈谈，但是我希望大家先把上面所说的这笔烂污帐算清了再说，不然正如商界普通的规矩，前帐未清，免开尊口。
鄙人孤陋寡闻，对于世界上这派新批评未能详知，唯日本的译著亦略见一二，觉得足供参考，其所说自有固执处，但如阿Q事件这种无诚意态度盖未曾有也。上文所说故以中国为限，且只就事论事，与理论别无关系。
（二十四年二月）
二月二日《大公报》载汉口一日下午十时发专电云：
“鄂耆老会第一老人一百〇一岁老翁朱辅臣因受旱灾沦为乞丐，教界闻人呈请当局公养。”我看了大有所感。这个感想可以分做两点来说。
其一，我对于乞食这事很有兴味。乞食在佛教徒是正当的生活。《翻译名义集》六二《斋法四食篇》引肇法师云，“乞食有四意，一为福利群生，二为折伏骄慢，三为知身有苦，四为除去滞着。”这说得很有意思，就是陶渊明诗所云，“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辞，”亦未尝不佳。一切生物的求食法不外杀，抢，偷三者，到了两条腿的人才能够拿出东西来给别的吃，所以乞食在人类社会上实在是指示出一种空前的荣誉。只可惜乞食的主人不能都像陶公的朋友那样的谐人意，“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结果嗟来之食还要算是好的，普通大抵是蹴尔而与之了。（其单有蹴而无所与者自然也不是例外。）事到如此，人类之光荣的乞食就有点不大好实行，觉得这是一件扫兴的事，今天看见那个专电，心中大喜，乞食之外居然还有公养的办法，这尤其是光荣之至了。我说这话并无私心作用，因为我不是耆老，没有援例的资格，况且耆老而又要有一百零一岁，鄙人近十年来已大老朽，却还只够到一半，瞻望前途远哉遥遥，要想到了民国七十五年北平公民呈请当局公养，还须得辛辛苦苦地再活过五十年，这实是“苦矣”了。
其二，公养一百零一岁的耆老原是盛事，我却很有点忧虑，怕《孝经》失了效用。听说，广东早已厉行敬读《孝经》了。照一切新运动进行的成规，其次该是湖南，再其次即是该耆老所在地的湖北了。孝为百善先，古来帝王无不称以孝治天下者，那么一百零一岁的耆老应当由耆老的儿子奉养，这是根据经义确无疑义的。现在他的儿子在专电中不曾提及，大略已不在了，这想起来也是难怪的，因为如照吾国早婚法推算，其子该有八十六岁，就是承重孙也已七十上下了罢。再算下去，至少可以有六七世同堂了，此不但熙朝人瑞，而且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即一门中有五六部《孝经》矣，岂不懿欤。但是鄂耗传来，社会得了尊老的机会，而家庭失了孝亲的职分矣。或曰，是旱灾之罪也，夫一百一岁，可谓人和矣，然而不能不屈服于天之旱地之干，然则是仍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也。
（二十四年）
去年除夕在某处茶话，有一位朋友责备我近来写文章不积极，无益于社会。我诚实的自白，从来我写的文章就都写不好，到了现在也还不行，这毛病便在于太积极。我们到底是一介中国人，对于本国种种事情未免关心，这原不是坏事，但是没有实力，奈何不得社会一分毫，结果只好学圣人去写文章出口鸟气。虽然孟子舆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蒋观云咏卢梭云，文字成功日，全球革命潮，事实却并不然。文字在民俗上有极大神秘的威力，实际却无一点教训的效力，无论大家怎样希望文章去治国平天下，归根结蒂还是一种自慰。这在我看去正如神灭论的自明，无论大家怎样盼望身灭神存，以至肉身飞升。但是怕寂寞的历代都有，这也本是人情吧？眼看文章不能改变社会，于是门类分别出来了，那一种不积极而无益于社会者都是“小摆设”，其有用的呢，没有名字不好叫，我想或者称作“祭器”罢。祭器放在祭坛上，在与祭者看去实在是颇庄严的，不过其祝或诅的功效是别一问题外，祭器这东西到底还是一种摆设，只是大一点罢了。这其实也还不尽然，花瓶不是也有颇大的么？而且我们又怎能断言瓶花原来不是供养精灵的呢？吾乡称香炉烛台为三事，两旁各加一瓶则称五事，钟鼎尊彝莫非祭器，而今不但见于闲人的案头，亦列于古董店的架上矣。只有人看它作有用无用而生分别，器则一也，反正摆设而已。
我写文章的毛病，直到近来还是这样，便是病在积极。我不想写祭器文学，因为不相信文章是有用的，但是总有愤慨，做文章说话知道不是画符念咒，会有一个霹雳打死妖怪的结果，不过说说也好，聊以出口闷气。这是毛病，这样写是无论如何写不好的。我自己知道，我所写的最不行的是那些打架的文章，就是单对事的也多不行，至于对人的更是要不得，虽然大抵都没有存留在集子里，而且写的也还不很多。我觉得与人家打架的时候，不管是动手动口或是动笔，都容易现出自己的丑态来，如不是卑怯下劣，至少有一副野蛮神气。动物中间恐怕只有老虎狮子，在他的凶狠中可以有美，不过这也是说所要被咬的不是我们自己。中国古来文人对于女人可以说是很有研究的了，他们形容描写她们种种的状态，却并不说她怒时的美，就是有也还是薄愠娇嗔，若是盛怒之下那大约非狄希陈辈不能赏识吧。女人尚尔，何况男子。然而说也奇怪，世人却似乎喜看那些打架的文章，正如喜看路旁两个人真的打架一样。互相咒骂，互相揭发，这是很好看的事，如一人独骂，有似醉汉发酒风，便少精彩，虽然也不失为热闹，有围而看之之价值。某国有一部滑稽小说，第三编下描写两个朋友闹别扭，互骂不休，可以作为标本：
甲，带了我去镶边，亏你说得出！你付了那二百文的嫖钱，可是在马市叫了凉拌蛤蜊豆腐滓汤喝的酒钱都是我给你付的。
乙，说你的诳！
甲，说什么诳！那时你吃刀鱼骨头鲠住咽喉，不是吞了五六碗白饭的么？
乙，胡说八道。你在水田胡同喝甜酒，烫坏了嘴，倒不说了。
甲，嘿，倒不如你在那堤上说好个护书掉在这里，一手抓了狗矢么？真活出丑。
我举这个例虽然颇好玩，实际上不很妥贴。因为现在做文章相骂的都未必像弥次北八两人那样熟识，骂的材料不能那样多而且好，其次则文人总是文雅的，无论为了政治或商业的目的去骂人，说的不十分痛快，只让有关系的有时单是被骂的看了知道。我尝说，现今许多打架的文章好有一比，这正如贪官污吏暮夜纳贿，痴男怨女草野偷情。为什么呢？因为这只有尔知我知，至于天知地知在现代文明世界很是疑问了。既然是这样，那就何妨写了直接寄给对方，岂不省事。可是话又得说回来，卫道卫文或为别的而相骂是一件事，看官们要看又是一件事，因为有人要看，也就何妨印出来给他们看看呢。如为满足读者计，则此类文章大约是顶合式吧。
我想写好文章第一须得不积极。不管他们卫道卫文的事，只看看天，想想人的命运，再来乱谈，或者可以好一点，写得出一两篇比较可以给人看的文章，目下却还未能，我的努力也只好看赖债的样以明天为期耳。
（二十四年三月）
写文章的时候，文章写不好是一件苦事，觉得写出来的文章无用又是别一种无聊。话得说明白，我以为我们所写的文章可以分作两类，性质不大相同，第一类大抵可以说是以文章为主，第二类是以对象为主。第一类的文章固然也要有思想有感情，也还是以人生与自然为题材，不过这多是永久的烦恼或愉乐，号哭笑歌可以表示而不能增减其分毫，所以只要文章写得好，表现得满足，那就行了。第二类的对于什么一件事物发表意见，其目的并不以表现自己为限，却是想多少引起某一部分人的注意，多少对于那一件事物会发生点影响，这就是说文章要有一点效力或用处。无论主张文学有用或无用的人，老实说这两类的文章大约都是写的，不过写的多少有点不同罢了。我是不相信文章有用的，所以在原则上如写文章第一要把文章写的可以看得，此外的事情都是其次，但是这种文章实在不容易写，我辈尚须努力。多年的习惯觉得那第二类的文章容易写，而且对于社会国家的事也的确不能全然忘怀，明知无用而写之，然而愈写也愈少了。为什么呢？因此乃无聊事也。
关于社会上某一件事写了一篇文章，以文章论是不会写得好的，以效力言是本来没有期待的，那么剩下的写文章的兴趣还有什么呢？或者说，也就给人们看看吧，——所谓人们总得数目稍多一点，若还是几个熟人，那倒不如寄原稿去传观一下子了。《论语》，《卫灵公》十五云：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们不是知者，要两不失是很难的，只希望能避免一失也就好了。究竟怎么办好呢。从前我大约是失言居多，近来想想却觉得还是失人要好些。除自然科学外恐怕世上再也没有一定的道理罢，不但宗教道德哲学政治，便是艺术文学也是如此，所以两人随时有隔教之可能，要说得投机是不大容易遇见的事情。人非圣贤岂能先知，还只得照常说话，只要看一言两语谈得不对，便即打住，不至失言，亦免打架，斯为善耳。有些朋友不赞成不打架，这也不妨各行其是。盖打架亦一人生之消遣法也。消遣可以成癖即俗云上瘾，如嗜痂之癖恐至死不能改，诚属无法，苟不至是则消遣之法亦须稍选择，取其佳良者，至少亦不可太难看。如钓鱼以至泅水取蚌蛤以消遣均不难看，而匍匐泥塘中则欠佳矣，又饮酒或喝豆汁皆不妨，而喝小便即美其名曰回龙汤亦将为人所笑矣。打架可给观者以好玩之感，正如看两狗相咬，若打架者自身的形相乃未必好看，故除有重大宿瘾外，若单为消遣之打架则往往反露出丑态，为人家消遣之资，不可不注意也。虽然，文章至此亦遂有了用处，大值得写了，且写到对自身如此不客气，虽曰消遣实已十分严肃深刻，甚可佩服矣。此一说也，不过我们无此热心与决意者便不能做到，结果遂常觉得不满，不是感觉无聊便苦于文章之写不好，只好阁笔而叹罢了。
（二十四年三月）
报载十三日南京通讯，最近南京市政府呈请教育部通令查禁吕思勉著《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因其第三编近古史下，持论大反常理，诋岳飞而推崇秦桧也。如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中有云：
“大将如宗泽及韩岳张刘等都是招群盗而用之，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诸将就自然骄横起来，其结果反弄成将骄卒惰的样子。”又云：
“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云云。”
以上所说与群众的定论比较的确有点“矫奇立异”，有人听了要不喜欢，原是当然的。鄙人也不免觉得他笔锋稍带情感，在字句上不无可以商酌之处，至于意思却并不全错，至少也多有根据，有前人说过。关于秦桧杀岳飞的事，俞正燮在《癸巳存稿》卷八有一篇《岳武穆狱论》，我觉得说的很好。接着一篇论《岳武穆军律》的小文，有云：
“《杨再兴传》有云，绍兴二年岳飞入莫邪关，第五将韩顺夫解鞍脱甲，以所虏妇人佐酒，再兴率众入其营，杀顺夫，又杀飞弟飜。然则岳武穆军律之严整，在绍兴二年以后，初盖以运用一心而不喜言兵法，不可以事证不同致疑古名臣也。”俞氏的话说得很幽默，真真妙绝，但一方面我们可以抄别人的几句话来，补足正面。此人非他，乃是鼎鼎大名的朱子也，在《语类》卷百三十二云：
“建炎间勤王之师所过恣行掳掠，公私苦之。”卷百三十三又云：
“唐邓汝三州皆官军取之，骎骎到南京，而诸将掳掠妇女之类不可言。”又卷百三十一云：
“僴问，高宗若不肯和，必成功。曰，也未知如何，将骄惰不堪用。僴问，张韩刘岳之徒富贵已极，如何责他死，宜其不可用，若论才则岳飞为胜，他犹欲向前。先生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毛病，然亦上面不能驾驭。”又有一节云：
“秦桧见虏人有厌兵意，归来主和，其初亦是。使其和中自治有策，后当逆亮之乱，一扫而复中原，一大机会也。惜哉。”可见在朱子当时，大家对于岳飞秦桧也就是这样意见，我们如举朱子来作代表，似乎没有什么毛病吧。至于现今崇拜岳飞唾骂秦桧的风气我想还是受了《精忠岳传》的影响，正与民间对于桃园三义的关公与水泊英雄的武二哥之尊敬有点情形相同。我们如根据现在的感情要去禁止吕思勉的书，对于与他同样的意见如上边所列朱子的语录也非先加以检讨不可。还有一层，和与战是对立的，假如主和的秦桧是坏人，那么主战的韩侂胄必该是好人了，而世上骂秦桧也骂韩侂胄，这是非曲直又怎么讲？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卷三十五云：
“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宋之南渡，秦桧主和议，以成偏安之局，当时议者无不以反颜事仇为桧罪，而后之力主恢复者，张德远一出而辄败，韩侂胄再出而又败，卒之仍以和议保疆。”这所说的我觉得颇平实，不知论岳飞秦桧者以为何如。
（二十四年三月）
不佞少时常听人家说长毛时事。时在光绪甲午以前，距太平天国才三十年，家中雇人多有身历其难者，如吴妈妈遇长毛诉饥饿，掷一物予之，则守门老翁的头颅也，老木匠自述在大王面前舞大刀的故事，而卖盐的则在脸上留有“金印”的痕迹。长毛的事当然以杀人为多，但是说的人却也不能怎么具体的说得清楚，大抵只是觉得很可怕而已。后来看《明季稗史汇编》《寄园寄所寄》等书，知道了好些张献忠和清兵杀人的情形，不过在《曲洧旧闻》里见到因子巷的故事的时候，也就对于闯王满兵不大奇怪了，原来仁慈的宋兵下江南时也是那么样的。这里牢骚本来大有可发，现在且不谈，总之我觉得长毛杀人是很普通的事，这笔账要算也要归到中国人的总账上去，不必单标在洪记户下罢。
长毛时遭难人的记录我找不到几种。其一是江宁李小池的《思痛记》二卷，查旧日记戊戌十一月十三日至试院前购此书，价洋一角。其二是会稽鲁叔容的《虎口日记》一卷，民国二十二年元日午后游厂甸，于摊上买得，二十年前读陈昼卿的《补勤诗存》即知有此记，又在孙子九的《退宜堂诗集》中称为“溅泪日记”者是也。李小池名圭，后任外交官曾往西洋，有游记及《鸦片事略》等书，《思痛记》刊于光绪庚辰，却不常见。小池于咸丰庚申被掳，陷长毛中凡三十二月，叔容则于咸丰辛酉冬在绍兴郡城，伏处屋脊凡八十日始得脱，二人所记各据其耳闻目睹，甚可凭信，可惊可骇之事多矣，今不具引，但有小事一二可以窥知洪门文化之一斑者，颇有抄引的价值。《思痛记》卷上纪闰三月十五日事云：
“李贼出坐殿中椅上，语一约二十余发已如辫长面白身矮瘦贼曰，掌书大人，要备表文敬天父。贼随去，少顷握黄纸一通置桌上，又一贼传人曰，俱来拜上帝。随见长发贼大小十三四人至，分两边挨次立，李贼立正中面向外，复谓一贼曰，可令新傢伙们立廊前观听。余众至，则李贼首倡，群贼和之，似系四字一句，不了了，约二十余句，倡毕，所谓掌书大人者趋至桌前，北向，捧黄纸，不知喃喃作何语，读罢就火焚之。闻七日一礼拜，届期必若是，是即贼剿袭西洋天主教以惑众者也。”胡光国著《愚园诗话》卷一载周葆濂所作《哀江南曲》，有一节云：
“可记得，逢七日，奏章烧。甚赞美，与天条，下凡天父遗新诏。一桩桩胡闹，都是这小儿曹。”即指是事。后又录马寿龄的新乐府一首，题曰“讲道理”：
“锣鼓四声挥令旗，听讲道理鸡鸣时。桌有围，椅有披。五更鹄立拱候之。日午一骑红袍驰，戈矛簇拥箫管吹，从容下马严威仪，升座良久方致辞。我辈金田起义始，谈何容易来至斯，寒暑酷烈，山川险，千辛万苦成帝基，尔辈生逢太平日，举足便上天堂梯，夫死自有夫，妻死自有妻，无怨无恶无悲啼，妖魔扫尽享天福，自有天父天兄为提携。听者已倦讲未已，男子命退又女子，女子痴憨笑相语，不讲顺理讲倒理。”此辈清朝人对于太平天国多所指斥，本属当然，此乃是“妖”之立场也，唯所说情形恐非尽假，我们因此可知当时有神父说教式的所谓讲道理，民间又幽默地称之曰讲倒理。《虎口日记》中不曾说及，唯十月二十日条下有纪事云：
“晚过朝东庙，塑像尽仆，闻孔庙亦毁，贼教祀天主，不立庙。忆友人尝言，贼所撰曰圣书，称孔子为不通秀才，《论语》一书无可取者，唯四海之内兄弟句颇合天父之意，得封监军，旋升总制。当时以为笑谈，今信然矣。”查二十八日条下云，贼已派两邑库吏潘光澜朱克正为监军，然则孔子在太平天国的地位也不过与库书相上下耳，可发一笑。其实太平天国不尊崇孔子正是当然，盖原系隔教故也，其可笑处乃在妄谈文化，品题圣贤，虽然，此亦不足深责，天王贬孔子封为监军，历代帝王尊孔子封为文宣王，岂不同一可笑耶。
（二十四年三月）
清明将到了，各处人民都将举行扫墓的仪式。中国社会向来是家族本位的，因此又自然是精灵崇拜的，对于墓祭这件事便十分看得重要。明末张岱著《梦忆》卷一有越俗扫墓一则云：
“越俗扫墓，男女炫服靓妆，画船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为常。二十年前，中人之家尚用平水屋帻船，男女分两截坐，不座船，不鼓吹，先辈谑之曰，以结上文两节之意。后渐华靡，虽监门小户男女必用两座船，必巾，必鼓吹，必欢呼畅饮，下午必就其路之所近游庵堂寺院及士大夫家花园，鼓吹近城必吹海东青独行千里，锣鼓错杂，酒徒沾醉必岸帻嚣嚎，唱无字曲，或舟中攘臂与侪列厮打。自三月朔至夏至，填城溢国，日日如之。乙酉方兵，画江而守，虽鱼舲菱舠收拾略尽，坟垄数十里而遥，子孙数人挑鱼肉楮钱徒步往返之，妇女不得出城者三岁矣。萧索凄凉，亦物极必反之一。”清嘉庆时顾禄著《清嘉录》十二卷，其三月之卷中有纪上坟者云：
“士庶并出祭祖先坟墓，谓之上坟，间有婿拜外父母墓者。以清明前一日至立夏日止，道远则泛舟具馔以往，近则提壶担盒而出。挑新土，烧楮钱，祭山神，奠坟邻，皆向来之旧俗也。凡新娶妇必挈以同行，谓之上花坟。新葬者又皆在社前祭扫，谚云，新坟不过社。”苏浙风俗本多相同，所以二书所说几乎一致，但是在同一地方却也不是全无差异，盖乡风之下又有不同的家风，如故乡东陶坊中西邻栋姓，上坟仪注极为繁重，自洗脸献茶烟以至三献，费半天的工夫，而东边桥头考姓又极简单，据说只一人坐脚桨船至坟前焚香楮而回，自己则从袖中出“洞里火烧”数个当饭吃而已。明刘侗著《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中云：
“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有歌者。哭笑无端，哀往而乐回也。”清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云：
“清明即寒食，又曰禁烟节，古人最重之，今人不为节，但儿童戴柳，祭扫坟茔而已。世族之祭扫者，于祭品之外以五色纸钱制成幡盖，陈于墓左，祭毕子孙亲执于墓门之外而焚之，谓之佛多，民间无用者。”以上两则都是说北京的事，可是与苏浙相比又觉得相去不远，所不同者只是没有画船箫鼓罢了。上坟的风俗固然含有伦理的意义，有人很是赞成，就是当作诗画的材料也是颇好的，不过这似乎有点不能长保，是很可惜的事。盖扫墓非土著不可，如《景物略》记清明云，“是日簪柳，游高梁桥，曰踏青，多四方客未归者，祭扫日感念出游。”客只能踏青而已，何益于事哉。而近来人民以职业等等关系去其家乡者日益众多，归里扫墓之事很不容易了，欲四方客未归者上坟是犹劝饥民食肉糜也。至于民族扫墓之说，于今二年，鄙人则不大赞同，此事不很好说，但老友张溥泉君久在西北，当能知鄙意耳。
（二十四年三月）
英雄崇拜在少年时代是必然的一种现象，于精神作兴上或者也颇有效力的。我们回想起来都有过这一个时期，或者直到后来还是如此，心目中总有些觉得可以佩服的古人，不过各人所崇拜的对象不同，就是在一个人也会因年龄思想的变化而崇拜的对象随以更动。如少年时崇拜常山赵子龙或绍兴黄天霸，中年时可以崇拜湘乡曾文正公，晚年就归依了蒙古八思巴，这是很可笑的一例，不过在中国智识阶级中也不是绝对没有的事。近来有识者提倡民族英雄崇拜，以统一思想与感情，那也是很好的，只可惜这很不容易，我说不容易，并不是说怕人家不服从，所虑的是难于去挑选出这么一个古人来。关，岳，我觉得不够，这两位的名誉我怀疑都是从说书唱戏上得来的，威势虽大，实际上的真价值不能相副。关老爷只是江湖好汉的义气，钦差大臣的威灵，加上读《春秋》的传说与一本“觉世真经”，造成那种信仰，罗贯中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岳爷爷是从《精忠岳传》里出来的，在南宋时看朱子等的口气并不怎么尊重他，大约也只和曲端差不多看待罢了。说到冤屈，曲端也何尝不是一样地冤，诗人曾叹息“军中空卓曲端旗”，千载之下同为扼腕，不过他既不会写《满江红》那样的词，又没有人做演义，所以只好没落了。南宋之恢复无望殆系事实，王侃在《衡言》卷一曾云：
“胡铨小朝廷之疏置若罔闻，岳鄂王死绝不问及，似高宗全无人心，及见其与张魏公手敕，始知当日之势岌乎不能不和，战则不但不能抵黄龙府，并偏安之局亦不可得。”中国往往大家都知道非和不可，等到和了，大家从避难回来，却热烈地崇拜主战者，称岳飞而痛骂秦桧，称翁同龢刘永福而痛骂李鸿章，皆是也。
武人之外有崇拜文人的，如文天祥史可法。这个我很不赞成。文天祥等人的唯一好处是有气节，国亡了肯死。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们对于他应当表示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是我们的模范。第一，要学他必须国先亡了，否则怎么死得像呢？我们要有气节，须得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未免牺牲得太大了。第二，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别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自然这并不是说还是出张弘范或吴三桂好，乃是希望中国另外出些人才，是积极的，成功的，而不是消极的，失败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颜习斋曾云：
“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亦足以误国殃民，不可不知也。但是事功与道德具备的英雄从那里去找呢？我实在缺乏史学知识，一时想不起，只好拿出金古良的《无双谱》来找，翻遍了全书，从张良到文天祥四十个人细细看过，觉得没有一个可以当选。从前读梁任公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后来又读丹麦勃阑特思的论文，对于加里波的将军很是佩服，假如中国古时有这样一位英雄，我是愿意崇拜的。就是不成功而身死的人，如斯巴达守温泉峡（Thermopylae）的三百人与其首领勒阿尼达思，我也是非常喜欢，他们抵抗波斯大军而死，“依照他们的规矩躺在此地”，如墓铭所说，这是何等中正的精神，毫无东方那些君恩臣节其他作用等等的浑浊空气，其时却正是西狩获麟的第二年，恨不能使孔子知道此事，不知其将作何称赞也。我岂反对崇拜英雄者哉，如有好英雄我亦肯承认，关岳文史则非其选也。吾爱孔丘诸葛亮陶渊明，但此亦只可自怡悦耳。
（二十四年四月）
附记
洪允祥《醉余随笔》云：“《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答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此语甚精，《随笔》作于宣统年间，据王咏麟跋云。
今天站在书架前面想找一本书看，因为近来没有什么新书寄来，只好再找旧的来炒冷饭。眼睛偶然落在森鸥外的一本翻译集《蛙》的上面，我说偶然却也可以说不偶然，从前有友人来寄住过几天，他总要了《蛙》去读了消遣，这样使我对于那蛙特别有点记忆。那友人本来是医生，却很弄过一时文学，现在又回到医与自然科学里去了。我拿出《蛙》来翻看，第一就是鸥外的自序，其文云：
“机缘使我公此书于世。书中所收，皆译文也。吾老矣，提了翻译文艺与世人相见，恐亦以此书为终了罢。
书名何故题作蛙呢？只为布洛凡斯的诗人密斯忒拉耳（Mistral）的那耳旁之蛙偶然蹲在卷头而已。
但是偶然未必一定是偶然。文坛假如是忒罗亚之阵，那么我也不知什么时候已被推进于纳斯妥耳（Nester）的地位了。这地位并非久恋之地。我继续着这蛙的两栖生活今已太久矣。归欤，归欤，在性急的青年的铁椎没有落到头上的时节。己未二月。”
所云机缘是指大正八年（一九一九）春间《三田文选》即三田文学汇编的刊行，《蛙》作为文选的别册，次年六月再印成单行本，我所有的就只是这一种。据鸥外的兄弟润三郎著《森林太郎传》上说，在《蛙》以后刊行的书有《山房札记》，《天保物语》等二三种，都是传记文学，只有一册斯忒林堡的《卑立干》是戏剧译本，到了大正十一年随即去世，年六十一。
我读这篇短序，觉得很好玩的是著者所表示的对于文坛的愤慨。明治四十年代自然主义的文学风靡一时，凡非自然主义的几乎全被排斥，鸥外挨骂最甚，虽然夏目漱石也同样是非自然派，不知怎地我却只记得他在骂人而少被人骂。那时我们爱谈莫泊三左拉，所以对于日本的自然主义自然也很赞成的，但是议论如“露骨的描写”等虽说得好，创作多而不精，这大约是模仿之弊病也未可知，除《棉被》外我也不曾多读，平常读的书却很矛盾地多是鸥外漱石之流。祖师田山花袋后来也转变了。写实的《田舍教师》我读了还喜欢，以后似乎又归了佛教什么派，我就简直不了然了。文坛上风气虽已变换，可是骂鸥外似乎已成了习惯，直到他死时还有新潮社的中村武罗夫谩骂一阵，正如坪内逍遥死后有文艺春秋社的菊池宽的谩骂一样。为什么呢？大约总是为了他们不能跟了青年跑的缘故吧。其实叫老年跟了青年跑这是一件很不聪明的事。野蛮民族里老人的处分方法有二，一是杀了煮来吃，一是帮同妇稚留守山寨，在壮士出去战征的时候。叫他们去同青年一起跑，结果是气喘吁吁地两条老腿不听命，反迟误青年的路程，抬了走做傀儡呢，也只好吓唬乡下小孩，总之都非所以“敬老”之道。老年人自有他的时光与地位，让他去坐在门口太阳下，搓绳打草鞋，看管小鸡鸭小儿，风雅的还可以看板画写魏碑，不要硬叫子媳孝敬以妨碍他们的工作，那就好了。有些本来能够写写小说戏曲的，当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住了一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写不出来，这是常见的事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教训。日本的自然主义信徒也可算是前车之鉴，虽然比中国成绩总要好点。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据说成了没有影子的人，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反正也相差无几。不相信灵魂的人庶几站得住了，因为没有可卖的，可以站在外边，虽然骂终是难免。鸥外是业医的，又喜欢弄文学，所以自称两栖生活，不过这也正是他的强处，假如他专靠文学为生，那便非跟了人家跑不可，如不投靠新潮社也须得去钻博文馆矣。章太炎先生曾经劝人不要即以学问为其职业，真真是懂得东方情事者也。
（二十四年四月）
承徐先生送我一本小书，又引起执笔的兴趣来了。书名“粤寇起事记实”，同治十三年刊，不著撰人名氏，但云半窝居士撰，卷末附记诸暨包村事，云吾乡忠义大节，可知其为越人耳。书只二十七叶，杂记在两粤所见闻诸事，其用意似在为广西巡抚郑祖琛辩解，故疑所言未必尽确，唯有几则无甚关系的纪录，却颇有意思。如下：
“伪天王洪秀全姓名皆假，洪乃立会之号，以我乃人王四字合成秀全二字，借禾为我字。其真姓名贼中皆未详知，惟闻其本姓郑也。”又云：
“予游幕岭南二十余年，所到之处见兵役缉获会匪到案，搜得贼之书籍，备载会中以洪字为号，相传已久。予检阅旧时案牍，所载相同，其党初见问姓，答以本姓某，现姓洪，将洪字分作三八二十一，以为暗号，非始于赭寇也。”由此可知太平天国与洪门之关系。又有一则说及太平天国的考试，惜未详备，文云：
“秦都司之戚车某，忘其名号，江浦县人，先为胥吏，被掳至金陵，应赭寇之试，中伪状元。金陵将克之时逸出投诚，随秦都司至楚，予见其人，身材文弱，无贼形也。问贼中考试之事，车某云，以天主教之语为题，亦试三场，每场作论一篇。予索观其稿，鄙陋不通，极为可笑。”我真觉得可惜，那些稿论没有能够抄存下来，亦是没法，只要能知道这是什么题目，也就够了。可是别的材料也找到一点，乃是二百多年前闯王时代的事。陈济生著《再生纪略》二卷，叙述他甲申三一九在北京遇难至六月初逃回江南的详情，是日记式的，有几则记贼中的考试云：
“三月二十六日，闻牛金星极慕周钟才名，召试士见危授命论。又有贺表数千言，颂扬贼美，伪相大加称赏。”周钟本是东林中人，现在上表颂贼，固然可怪，但是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倒是这论文题目，不知当时周钟如何下笔耳。
“四月朔，伪府尹考试童生，出天与之题，考试生员，出若大旱之望云霓题。次日即发案。
初四日，牛相同宋企郊考试举人，出天下归仁焉，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等题。就试者约七八十名，大率本地举人居多。初五日，伪相府揭晓，取实授举人五十名。”关于张献忠的一时找不着，但于《寄园寄所寄》卷九裂眦寄中见有引用《乱蜀始末》的一节云：
“献忠开科取士，会试进士得一百二十人，状元张大受，成都华阳人，年未三十，身长七尺，颇善弓马。群臣谄献忠，咸进表疏称贺，谓皇上龙飞首科得天下奇才为鼎元，此实天降大贤助陛下，不日四海一统，即此可卜也。献忠大悦，召大受，其人果仪表丰伟，气象轩昂，兼之年齿少壮，服饰华美。”这里没有说考试题目，未免令我们有历史癖的人稍稍失望，可是下文的故事很好，也就很值得一读了。这件事的结局是很浪漫的。
“次日（实在是第三个次日）献忠坐朝，文武两班方集，鸿胪寺上奏新状元午门外谢恩毕，将入朝面谢圣恩。献忠忽蹙曰：这骡养的，咱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心上就爱得过不的，咱老子有些怕看见他，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来见咱老子。凡流贼谓杀人为打发，如尽杀其众则谓之收拾也。”结果自然是钦此钦遵，诸臣承命立刻将状元张大受全家并所赐的美女十人家丁二十人尽数杀戮，不留一人。
张李洪三家的做法不一样，虽然都是考试。张家似乎是《西游记》里的人物，或是金角大王之流，全是妖魔的行径，所可取的就是这上谕煞是奇妙，在《西游记》也很少这种幽默的点缀。李家却是合于程式的，牛相到底不愧为不第秀才，题目也出得有意义，所考当然仍是八股文吧。现代有历史家听说很恭维永昌皇帝，以为他是普罗出身，假如没有被清兵轰走，一定可以替民众谋福利，各人的信仰与空想本来尽可随便，但据我从这考试上看来李家天下总也是朱元璋那一套而已。洪家的办法最特别了，考试天主教的策论，表面上似乎是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然而既然重视文字的考试，无论做的是经义或策论，总之仍是中国本色的考试，此殆可谓之教八股也。
（二十四年五月）
附记
清王用臣《斯陶说林》卷三云：“粤逆开科取士，伪乡试共取三十人，其题云，皇上帝为天下万国大共之父，人人是其所生所养，人人是其保佑。”惜不说明所据原书。六月五日又记。
割股是中国特有的事情，在外国似乎不大多。但是老实说，我对于这件事很不喜欢，小时候看任渭长所画的《於越先贤像赞》，见卷下明吴孝子希汴的一张图，心里觉得很是讨厌，虽然他是在割他的脚八桠子。后来读民俗学的闲书，知道这与吃人的风俗有关，又从新感到兴趣。本来人肉有两种吃法，其一是当药用，其二是当菜用。当菜用又有两类，即经与权，常与暂。古时有些有权力的人就老实不客气地将人当饭吃，如历史上的舂碓寨与两脚羊，在老百姓则荒年偶然效，到得有饭吃了大约也便停止，如历史上青州忠义之民逃往临安，一路吃着人腊。当药用的理由很简明，虽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五十二人部中极力反对，但是他说，“后世方技之士，至于骨肉胆血咸称为药，甚哉不仁也，”可见这在方技之士是很重要的药，而民间正是很信用他们的。据王渔洋《池北偶谈》卷二十三云：
“顺治中安邑知县鹿尽心者，得痿痹疾，有方士挟乩术自称刘海蟾，教以食小儿脑即愈。鹿信之，辄以重价购小儿击杀食之，所杀甚众而病不减。复请于乩仙，复教以生食，因更生凿小儿脑吸之，杀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事随彰闻，被害之家共寘方士于法。”俞曲园先生《茶香室续钞》卷七引此文，以为士大夫而至于食人，可谓怪事，其实并不足怪，盖他们只是以人当药耳，至于不把人当人则是士大夫之通病也。此下所引亦是顺治康熙间事，见缪竹痴刻本明遗民吴野人《陋轩诗》卷十，题曰“吴氏”，有序云：
“吴氏名伍，安丰场人，嫁鲁高。高父病笃，闻里人有割肉疗疾者，以其事语家人，欲高效之也。时高亦病，妇乃慨然代高，引刀割左肱肉，刀利切骨，血流十二昼夜死。见者莫不悲之。”诗凡十解，其四解云：
饮不宜汤液，啜不甘糜粥。
鬼伯促人命，鬼舅急人肉。
又九解云：
得肉舅乃愉，代夫妇乃死。
呜咽家人哭，何人能赎尔。
吴野人盖古之高士也，《陋轩诗》诚如《四库存目提要》所说，“生于明季，遭逢荒乱，不免多怨咽之音，”然其温柔敦厚则无可疑也，诗乃云得肉舅乃愉，岂不悲哉。此舅真太穷，惜不能如鹿尽心买肉吃耳，若其人盖亦铮铮之士大夫欤。
第三件事真真凑巧却也正是清初的，不，这事永远会有，也永远不能决定是那一天的事，因为这是一个笑话。这见于石成金所编的《传家宝》全集中，原书刊于康熙年间，所以我姑且说是清初，其实是在现今也很多有的。原文云：
“有父病，延医用药，医曰，病已无救，除非有孝心之子割股感格，或可回生。子曰，这个不难。医去，遂抽刀出，是时夏月，逢一人赤身熟睡门外，因以刀割其股肉一块。睡者惊起喊痛，子摇手曰，莫喊莫喊，割股救父母你难道不晓得是天地间最好的事么？”
列位莫笑，此子亦是太穷，买不起整个活人来送给他老太爷吃耳，若鲁高还买得一个老婆可以替代，并此而无之者自然只好出于白割人家股肉之一途了。割了人家的肉还叫他莫喊，似乎大有教猫脚爪去捞热灰里栗子的猴儿的手法，但是在相信人肉可医病这一点上，他总也是方技之士的门徒，与鹿大令鲁老爹同是赞成吃人的同志也。明太祖平生无一可取，只不准旌表割股割肝的孝子，可谓一线之明，这或者因为他是流氓出身而非士大夫之故欤？
（二十四年五月）
管先生叫我替《实报》写点小文章，我觉得不能不答应，实在却很为难。这写些什么好呢？
老实说，我觉得无话可说。这里有三种因由。一，有话未必可说。二，说了未必有效。三，何况未必有话。
这第三点最重要，因为这与前二者不同，是关于我自己的。我想对于自己的言与行我们应当同样地负责任，假如明白这个道理而自己不能实行时便不该随便说，从前有人住在华贵的温泉旅馆而嚷着叫大众冲上前去革命，为世人所嗤笑，至于自己尚未知道清楚而乱说，实在也是一样地不应当。
现在社会上忽然有读经的空气继续金刚时轮法会而涌起，这现象的好坏我暂且不谈，只说读九经或十三经，我的赞成的成分倒也可以有百分之十，因为现在至少有一经应该读，这里边至少也有一节应该熟读。这就是《论语》的《为政》第二中的一节：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一节话为政者固然应该熟读，我们教书捏笔杆的也非熟读不可，否则不免误人子弟。我在小时候念过一点经史，后来又看过一点子集，深感到这种重知的态度，是中国最好的思想，也与苏格拉底可以相比，是科学精神的源泉。
我觉得中国有顶好的事情，便是讲情理，其极坏的地方便是不讲情理。随处皆是物理人情，只要人去细心考察，能知者即可渐进为贤人，不知者终为愚人，恶人。《礼记》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管子》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都是千古不变的名言，因为合于情理。现在会考的规则，功课一二门不及格可补考二次，如仍不及格，则以前考过及格的功课亦一律无效。这叫做不合理。全省一二门不及格学生限期到省会考，不考虑道路的远近，经济能力的及不及。这叫做不近人情。教育方面尚如此，其他可知。
这所说的似乎专批评别人，其实重要的还是借此自己反省，我们现在虽不做官，说话也要谨慎，先要认清楚自己究竟知道与否，切不可那样不讲情理地乱说。说到这里，对于自己的知识还没有十分确信，所以仍不能写出切实有主张的文章来，上边这些空话已经有几百字，聊以塞责，就此住笔了。
（二十四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