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委员会既然决然从北京撤退，搬到香港去，从前在那里写作的人便发起一个惜别会，在什刹海会贤堂聚餐，我不记得是什么人发起了，只记得仿佛人很多，一共有两桌吧，主客当然是关琪桐，主人们里边只有王古鲁还是没有忘记，他那时是替他们译白鸟库吉的著作。大概这编译会迁移的事情决定的颇早，是在民国廿七年的上半年，所以我就赶紧作第二步的打算，因为从前曾在燕京大学教过十年的书，想在里边谋一个位置，那时燕大与辅仁大学因为是教会大学的关系，日本人不加干涉，中国方面也认为在里边任职是与国立的学校没有什么不同。我把这意思告知了在燕大担任国文系主任的郭绍虞君，承他于五月二十日来访，送来燕大的聘书，名义是“客座教授”，功课四至六小时，待遇按讲师论，但增送二十元，以示优异。其后因为决定每星期只去一天，便规定两种功课各二小时，月薪一百元。日记上有这几则记事：
“九月十四日，下午丰一带燕大点名簿来，绍虞约十六日午餐。
十五日，上午九时雇车出城往燕大，上下午各上一班，午在绍虞处饭，吴雷川亦来，三时后出校，四时顷回家，付车夫一元。
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往朗润园，应绍虞之招，共二席，皆国文系教员，司徒雷登吴雷川亦来，下午三时回家。”
这样的不觉过了四个月，转瞬又是一年了。我本不会做诗，不知怎的忽然发起诗兴来，于十二月廿一日写了这三首，仍然照例的打油诗，却似乎正写得出那时的情绪，其词云：
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
禅床溜下无情思，正是沉阴欲雪天。买得一条油炸鬼，惜无白粥下微盐。
不是渊明乞食时，但称陀佛省言辞。携归白酒私牛肉，醉倒村边土地祠。同时在日记上写道：
“十二月廿三日，下午得李炎华信，系守常次女也，感念存殁，终日不愉。前作诗云，流水斜阳太有情，不能如有财有令誉者之摆脱，正是自讨苦吃，但亦不能改耳。”尝以三诗写示在上海的匏瓜庵主人（沈尹默），承赐和诗，末一联云，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指点得很是不错，但如我致废名信中说过，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
过了十天，便是民国廿八年（一九三九）的元旦了。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么？”便是一手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那人从容出门，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这时候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如放鞭炮相似，原来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懂得一点方法，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时跟在后面，一把将他拦腰抱住，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其时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的人很多，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不料刺客有一个助手，看他好久不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便进来协助，开枪数响，那人遂得脱逃，而帮忙的车夫却有数人受伤，张三伤重即死，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所穿过。
受伤的人都送到日华同仁医院去医治，小方经过消毒包扎，就算行了，沈启无弹中左肩，没有伤着心肺，就只是弹子在里边，无法取出，在医院里疗养了一个月半，创口好了，也就出了院。我的伤一看似乎很是严重，据医生说前年日本首相滨口雄幸在车站被刺，就是这个部位，虽然一时得救，却终于以此致命。我自己觉得不很痛，以为重伤照例是如此，乃在爱克斯光室里，医生却无论如何总找不着子弹，才知道没有打进去，这时候检查伤口，发现肚脐左边有手掌大的一块青黑色，只是皮面擦破而已，至于为什么子弹没有打进去，谁都不能解说得出来。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穿衣服，这才一下子省悟了，因为穿一件对衿的毛线衫，扣扣子到第三颗的时候，手触到伤处觉得疼痛，这时乃知道是这颗扣子挡住了那子弹，却也幸亏那时钮扣穿得偏左了一点，如果在正中的话那也无济于事。这扣子乃是一种化学制品，并非金属，却能有此作用，当日警察检查现场，在客室地上拾得一颗子弹，系铅质的已经扁了，上面印有花纹，就是那毛线衣的钮上的。
这事件的经过已经约略叙说过了，现在便是想一问询这位暴客的来访的意义与其来源了。这案始终未破，来源当然无从知悉，但这也可以用常识推理而知的。日本军警方面固然是竭力推给国民党的特务，但是事实上还是他们自己搞的，这有好几方面的证据。第一，日本宪兵在这案件上对于被害者从头就取一种很有恶意的态度。一日下午我刚从医院里回家，就有两个宪兵来传我到宪兵队问话，这就是设在汉花园的北京大学第一院的，当时在地下室的一间屋子里，仔细盘问了有两个钟头，以为可能国民党认为党员动摇，因而下手亦未可知。以后一个月里总要来访问一两次，说是联络，后来有一次大言治安良好，种种暗杀案件悉已破获，我便笑问，那么我的这一件呢？他急应道，也快了。但自此以后，便不再来访问了。
第二，刺客有两个，坐汽车来到后面的胡同，显然是大规模的。但奇怪的是，到家里来找我，却不在我到海甸去的路上，那是有一定的日子和时刻的，在那路上等我可以万无一失，也不必用两个人，一个就尽够用了。民国十五年燕大初搬到海甸的时候，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上学校去的行程道：
“假定上午八时出门，行程如下，即十五分高亮桥，五分慈献寺，十分白祥庵南村，十分叶赫那拉氏坟，五分黄庄，十五分海甸篓斗桥到。”现在却是大举的找上门来，不用简单直捷的办法，岂不是为避免目标，免得人联想到燕大去的事情么？这安排得很巧，但也因此显露出拙来了。我到燕大去当了客座教授，就可以谢绝一切别的学校的邀请，这件事情第一触怒了谁，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事情。
侥幸那一天枪弹打在毛线衣的扣子上，也侥幸那刺客并未打第二枪，所以我得以拾得这一条性命。在一月八日又做了两首打油诗，以为纪念：
橙皮权当屠苏酒，赢得衰颜一霎红。我醉欲眠眠未得，儿啼妇语闹哄哄。
但思忍过事堪喜，回首冤亲一惘然。饱吃苦茶辨余味，代言觅得杜樊川。忍过事堪喜系杜枚之句，偶从《困学纪闻》中见到，觉得很有意思。我从前喜言苦茶，其实是不懂吃茶，甚为世所诟病，今又说及苦茶，不过渐有现实的意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