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以后，华北沦陷于日寇，在那地方的人民处于俘虏的地位，既然非在北京苦住不可，只好隐忍的勉强过活，头两年如上两章所说的总算借了翻译与教书混过去了。但到了廿八年元旦来了刺客，虽然没有被损害着，警察局却派了三名侦缉队来住在家里，外出也总跟着一个人，所以连出门的自由也剥夺了，不能再去上课。这时汤尔和在临时政府当教育部长，便送来一个北京大学图书馆长的聘书，后来改为文学院院长，这是我在伪组织任职的起头。我还是终日住在家里，领着干薪，图书馆的事由北大秘书长代我办理，后来文学院则由学院秘书代理，我只是一星期偶然去看一下罢了。不过这些在敌伪时期所做的事，我不想这里来写，因为这些事本是人所共知，若是由我来记述，难免有近似辩解的文句，但是我是主张不辩解主义的，所以觉得不很合适。
古来许多名人都曾写过那些名称忏悔录，自叙传或是回忆的文章，里边多是虚实淆混，例如卢梭，托尔斯多，折里尼，歌德都是如此。那是艺术作品，所以它的价值并不全在事情的真实方面，因为读者并不是当历史去看，只把它当作著者以自己生活为材料的抒情散文去读，这也是很有意味的。歌德将他的自传题名为“诗与真实”，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在这里诗与真实相对立，诗是艺术，也就是理想或幻想，将客观的真实通过了主观的幻想，安排了叙述出来，结果成为艺术的作品，留供后世人的鉴赏。但那是艺术名人的事情，不是我们平凡人所可学样的，我平常不懂得诗，也就不能赞成这样的做法，我写这回忆录，也同从前写《鲁迅的故家》一个样子，只就事实来作报道，没有加入丝毫的虚构，除了因年代久远而生的有些遗忘和脱漏，那是不能免的，若是添加润色则是绝对没有的事。平常写文章的时候，即使本来没有加进去诗的描写，无意中也会出现一种态度，写出来夸张不实的事来，这便是我在乙酉（一九四五）年六月所写一篇《谈文章》里所说的，做文章最容易犯的一种毛病，即是作态。原文有一节云：
“我看有些文章本来是并不坏的，他有意思要说，有词句足用，原可好好的写出来，不过这里却有一个难关。文章是个人所写，对手却是多数人，所以这与演说相近，而演说更与做戏相差不远。演说者有话想说服大众，然而也容易为大众所支配，有一句话或一举动被听众所赏识，常不免无意识的重演，如拍桌说大家应当冲上前去，得到鼓掌与喝采，接下去说大家不可不冲锋，拍桌使玻璃杯都蹦跳了。这样，引导群众的演说与娱乐群众的做戏实在已没有多大区别。我是不懂戏文的，但是听人家说好的戏子也并不是这样演法，他有自己的规矩，不肯轻易屈己从人。小时候听长辈谈一个故乡的戏子的轶事，他把徒弟教成功了，叫他上台去演戏的时候，吩附道：你自己唱演要紧，戏台下边鼻孔像烟通似的那班家伙你千万不要去理他们。乡间戏子有这样见识，可见他对于自己的技术确有自信，贤于一般的政客和文人矣。”对于这种毛病，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也深自警惕，不敢搦起笔来绷着面孔，做出像煞有介事的一副样子，只是同平常写信一样，希望做到琐屑平凡的如面谈罢了。这一节话本来是应该在开头第一章里说的，现在这里来补说，虽然似乎是迟了一点，却也觉得没有不合适的地方。
我不想写敌伪时期个人的行事，那么写的是那时候的心事么？这多少可以这样的说，因为在那个时期的确写了不少文章，而且多是积极的有意义的，虽然我相信教训之无用，文字之无力，但在那时候觉得在水面上也只有这一条稻草可抓了。其实最初我是主张沉默的，因为有如徐君所说在沦陷区的人都是俘虏，苦难正是应该，不用说什么废话。在廿七年（一九三八）二月在一篇《读东山谈苑》里表明态度道：
“《东山谈苑》卷七云，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此语殊佳，余澹心记古人嘉言懿行，裒然成书八卷，以余观之，总无出此一条之右者矣。尝怪《世说新语》后所记何以率多陈腐，或歪曲远于情理，欲求如桓大司马树犹如此之语，难得一见。云林居士此言可谓甚有意思，特别如余君所云，乱离之后，闭户深思，当更有感兴，如下一刀圭，岂止胜于吹竹弹丝而已哉。”当时以为说多余的废话这便是俗，所以那一年里只写些两三百字的短篇笔记，像这一篇的便是，后来集有二百多则，并作一集叫作“书房一角”。但是廿八年元旦来了刺客，过了十七天又遇着了故友钱玄同君之丧，他的精神受了激刺，这是与那刺客事件不无关系的，在他去世后百日，我便写了《最后的十七日》这篇文章，做他的记念，后来改名为“玄同纪念”，收在《药味集》里。那篇文章的末尾说：
“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这里我只是稍讲私人的关系，深愧不能对于故人的品格学问有所表扬，但是我于此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写下这一篇小文章，在我未始不是一个大的决意，姑以是为故友纪念可也。”年月是民国廿八年四月廿八日，这篇文章是登在当时为燕大学生所办的《燕大周刊》上边的。我自此决意来说话，虽是对于文字的力量仍旧抱着疑问，但是放手写去，自民国廿八年至三十四年这七年里，收集起来的共计有一百三十篇，其散佚者在外，可以说是不算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