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伏见馆住了下来之后，要做的事情第一件是学习日本话，其次是预备办文艺杂志的事情，不过那是一件长期的工作，不是在短时间所能完成的。我第一年学日本话，乃是在一个讲习班里，这是中华留学生会馆所组织的，彼此也不曾会面，愿意加入的只须在名单上签个姓名，按期缴纳学费就行。时间是每天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教师名菊地勉，年纪大约三十几岁，手里一笔好白话文，写在黑板上很得要领，但是嘴里仍是说日本话，这样的教员曾经见过好几个，这套工夫实在是很可佩服的。教场设在留学生会馆内一间侧屋里，容得下二三十个人的坐位。留学生会馆是一所洋房，在东京市神田区骏河台上，这是本乡与神田两区的交界处，那时我们住在本乡的汤岛，靠近“御茶水桥”，一过桥就是神田的甲贺町，桥旁右折即是骏河台了。所以从下宿去上课，倒是极近便的，走了去至多只花十分钟左右罢了，但是我去听课却不能说是怎么的勤，大约一星期里也只是去上三四次吧，因为一则是懒，其二讲的也是颇慢，所以脱了几堂课没有什么关系，总之彼此都很是麻胡。可是话虽如此，我的一点日本语基本知识，却是从菊地先生学得的，但是话又说了回来，这于我却没有什么用处，因为那时候跟鲁迅在一起，无论什么事都由他代办，我用不着自己费心，平常极少一个人出去的时候，就只是偶然往日本桥的丸善书店，买过一两册西书而已。这种情形一直继续有三年之久，到鲁迅回国时为止。讲习会是私人组织，毕业了也没有文凭，进学堂不方便，所以在第二年便是丁未（一九〇七）年的夏天，又改进了法政大学的特别豫科。这种豫科期限一年，教授日文以及英算历史浅近学科，学了之后可以进专门科，若是要进大学本科另有一种豫科，学习普通中学课程，须三年工夫才能毕业。我因为中学普通知识在南京差不多都已学过，现在补习日文和日本历史就已够了，所以进了这特别豫科，这计划是很合理的，可是实际上却是很有不利。我因为总算学过一年的日本语，而英算等学科又都是已经学过了，所以没有兴味去听，这样就奖励我的偷懒，缴了一年的学费，事实上去上学的日子几乎才有百分之几，到了考试的时候，我得到学校的通知，这才赶去应考，结果还考了一个第二名。在校里遇到事务员，说你要不是为了迟到缺考一门功课，怕不是第一么？很替我可惜，但是这却省得我好些麻烦，不必去当同班的代表，去致毕业式的答辞，只领到学校所发给的一本奖品日本译的《伊索寓言》就算完事了。我这样说，好像是在同班里自己是怎么了不得的样子，这当然不是的，但事实上的确有些怪人，说来像是笑话，却是实在的事情。有一个英文教员姓风见，年纪五十来岁，看样子似乎是很神经质的，教学生拼法，说ba——赔，学生跟不上，说错了，也是有的，总不会差得很远。可是班里有一位仁兄，却错得很离奇，不是说ba——罗，便是说ba——歪，先生以为是故意开玩笑，气得个不亦乐乎，而那位仁兄却是神气坦然，一点都没有捣乱的模样。风见先生终于因此辞职了，换了一位教日文的兼任，这位先生的对付的方法很好，毫不生气，于是结果成功了。他只是一味的镇静，说道：“不是的，不是罗。ba是赔。”如果学生这回说是歪，他便说道：“不是的，也不是歪。ba是赔。”他不厌其烦的回答，听着的人觉得十分好笑，但是奏了效，那位有特别拼法的人也逐渐会得学说普通的拼法了。这种怪人怪事，我以后也没有遇见过，但那时读书人初次从书房里解放出来，与外边的事情相接触，便会现出类似的情形来。鲁迅当时形容他们，常与许寿裳骂“眼睛石硬”，的确非常切贴而且得神，到了近几十年来，这似乎已过了时，说起来有点不尽可信了，辛亥革命以来这五十年间，社会情形确实改变了不少，这是很好的事情，虽然在讲故事的时候要多费一点事，需要些多余的说明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