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仲贤先生在一九二二年所写的《十五年前的回忆》中，曾经说道：
“校中驾驶堂与管轮堂的同学隔膜得很厉害，平常不很通往来。据深悉水师学堂历史的人说，从前两堂的学生互相仇视，时常有决斗的事情发生，有一次最大的械斗，双方都殴伤了许多人，总办无法阻止，只对学生叹了几口气。”这一节话当出于传闻之误，我们那时候两堂学生并无仇视的事情，虽然隔膜或未能免，倒是同属一堂的学生因了班次高低很不平等，特别是头班对于二班和副额，如不附和他们做小友，便一切都要被歧视，以至受到压迫。例如学生房内用具，都向学堂领用，低级学生只可用一顶桌子，但头班却可以占两顶以上，有时便利用了来打牌。我的同班吴志馨君同头班的翟宗藩同住，后来他迁住别的号舍，把自己固有的桌子以外，又分去了那里所有的三顶之一，翟某大怒骂道：“你们即使讲革命，也不能革到这个地步！”过了几天，翟某的好友戈乃存向着吴君寻衅，说我便打你们这些康党，几乎大挥其老拳。又有高先澍也附和着闹，撒泼骂街，大家知道这都是那桌子风潮的余波。查癸卯（一九〇三）年的旧日记，有好几处记着高先澍的骂街的事：
“三月初三日，礼拜二，晴。夜看《苏报》，隔巷寒犬，吠声如豹，闻之令人发指。”
“初五日，礼拜四，晴。夜看《夜雨秋灯录》，读将终卷，吠声忽作，蛙鸣聒耳，如置身青草池塘，陶子缜诗云，春蛙逞烦吠，呜呼，可憎也。古人双柑斗酒，听两部鼓吹，以为雅人深致，惜我身无雅骨，殊不耐也。一笑。”这因为是高某的宿舍适在我的贴夹壁，所以他故意如此，是骂给我听的，日记里也就没有明写，只以隐喻出之，对于其人的品格倒亦是适合的。
但是后来事情也并不闹大，只是这样的僵持下去，直到甲辰（一九〇四）年头班毕业离校为止。本来对于学生间的不平等，想要补救，空谈是无用的，只能用实行来对抗，剥削役使一切不承受，也不再无理地谦逊，即如上文说过的上饭厅的时候，尽管老学生张开了螃蟹的臂膀在踱着方步，后边的人就不客气的越过去，他们的架子便只好摆给自己看了。这种事情积累起来，时常引起冲突，老班只有谩骂恫吓，使用无赖的手法，但是武力不能解决问题，经过一次争闹，他们的威风也就减低一层，到后来再也抖不起来了。而且他们也有很大的缺点，往往为学校所查获，而我们却没有，这是于我们很有利的。如上边记高某谩骂的第二天，就记着道：
“初七日，礼拜六。点名后炒面一盆，沽白酒四两，招升叔同吃，微醉遂睡。少顷监督来，有恶少数人聚赌为所获，此辈平日怙恶不悛，赌博已二阅月矣，今已败露，必不免矣。”这里所谓恶少数人，盖有高某在内。
那时候我们做二班的只注意于反抗头班的压迫，打破不平等，这事总算终于成功了。但这只是消极的一面，以后升了头班，决不再去对别班摆架子，可是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做，去同他们亲近交际，班次间的不平等是没有了，但还存在着一种间隔，可以说是疏远，这风气不知道后来什么时候才有转变，——总不会因此而酿成那样的大械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