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文章平常所最为羡慕的有两派，其一是平淡自然，一点都没有做作，说得恰到好处，其二是深刻泼辣，抓到事件的核心，仿佛把指甲很很的掐进肉里去。可是这只是理想，照例是可望而不可即，写出来的都是些貌似神非的作品，所以在每回编好集子的时候，总是觉得不满意，在前记或后记里发一回牢骚。我的根基打的不好，当我起头写文章的那时，“文学革命”正闹得很起劲，但是我的兴趣却是在于“思想革命”的方面，这便拉扯到道德方面去，与礼教吃人的问题发生永远的纠葛。从前美国的沉醉诗人爱伦坡（Allan Poe）平生怀着一种恐惧，生怕被活埋，我也相似的有怕被人吃了的恐惧，因此对于反礼教的文人很致敬礼，自孔文举至李卓吾都是，顾亭林以明遗民不仕清朝，虽然也很佩服，但是他那种在《日知录》中所表示的痛恨李卓吾的态度，自不免要加以攻击了。本来高谈思想革命，不与经济生活发生关系，乃是一种唯心的说法，与宗教家之劝人发心行善没有什么两样，所以结果觉得教训无用，文字无力，乃是当然的事情，但是因为不能忘情于人间，明知无益也仍由于惰性拖延下去了。
以上是我在沦陷前写文章的态度，实在是消极的一种消遣法罢了，这可以说是前期吧？但是在沦陷后的写作，这便有些不同了，文章仍旧是那么样，但是态度至少要积极诚实一点了。在沦陷中有什么事值得改变态度，积极去干的呢？因为这是在于敌人中间，发表文章也是宣传的一种，或者比在敌人外边的会有效力也未可知。这事果有效力么？我不能确说，但是我觉得这是有的，因为我因此从日本军部的御用文人方面得到了“反动老作家”的名号，这是很有光荣的事，但在讲到这件事的始末以前，我还得把我后期的著作大略说一说。
我很反对顾亭林的那种礼教气，可是也颇佩服他的几句说话，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一册《苦口甘口》，曾在自序中有这一节话道：
“重阅一过之后，照例是不满意，如数年前所说过的一样，又是写了些无用也无味的正经话。难道我的儒家气真是这样的深重而难以湔除么？我想起顾亭林致黄梨洲的书中有云：
‘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案此书亭林文集未载，见于梨洲《思旧录》中，时在清康熙丙辰，为读《明夷待访录》后之复书，亭林年已六十四，梨洲则六十七矣。黄顾二君的学识我们何敢妄攀，但是在大处态度有相似者，亦可无庸掩藏。鄙人本非文士，与文坛中人全属隔教，平常所欲窥知者，乃在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但所取材亦并不废虫鱼风月，则或由于时代之异也。”这一番话虽是也包括前期的文章在内，但特别着重在说明后期的，因为正经文章在那时候是特别的多。当然里边也不少闲适的小文，有如收在《药味集》里的《卖糖》，《炒栗子》与《蚊虫药》，以及后来的《石板路》，都可以说是这一路，但是大多数却多是说理，因此不免于枯燥了。在那方面平常有两种主张，便是其一为伦理之自然化，其二为道义之事功化是也。这第一点是反对过去的封建礼教，不合人情物理，甚至对于自然亦多所歪曲，非得纠正不可。这思想的来源是很古旧的，在民国八年三月所写的《祖先崇拜》这篇小文中说道：
“我不相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纪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这仿佛与尼采所说的，要做一个健全的人须得先成为健全的动物，意思相近似，可是人们一面实行着动物所没有那些行为，例如卖淫，强奸，大量的虐杀如原子弹等，一面却来对于自然加以不必要的美化，说什么乌反哺，羔羊跪乳，硬说动物也是知道伦常的，实在是非常荒唐的话，但是在中国却还有相当的势力。第二点是反对一切的八股化。自从董仲舒说过，“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后来的人便抗了这块招牌大唱高调，崇理学而薄事功，变成举世尽是八股的世界。孟子对于梁惠王“何以利吾国”之问，开口喝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但是后面具体的说来，却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这一大串话，归结到“黎民不饥不寒”，正是极大的事功。清朝阮元在他的《论语论仁论》中有云：
“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齐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盖士庶人之仁见于宗族乡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仁见于国家民臣，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与人相偶而仁乃见也。”所以我以为瞑目静坐在那里默想仁字，固然也不是坏事情，然而也希望他能够多少见于实行，庶几表示与一心念佛的信徒稍有不同耳。
我揭橥了这两个主张，随时发点议论，此外关于中国的文学思想等具体问题也讲了些话，这是违反我从前说过的话的，因为在多年以前我声明将文学店关门了，现在却再来讲话，莫非又觉得懂得了文学了么？这其实是并不如此的，文学仍旧是不懂，但是本国的事情不能毫不关心，而且根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一般文学问题可以推说不懂，若是关于中国的事情多少总是有点了解的，这样便忍不住来说几句话了。
我所写的关于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文章，较为重要的有这四篇，依了年月的次序写来是这几种：
一，《汉文学的传统》，民国廿九年三月。
二，《中国的思想问题》，三十一年十一月。
三，《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三十二年四月。
四，《汉文学的前途》，同年七月。其中一四两篇，所说也就是那一套，但题目称汉文学却颇有点特别，因为我在那时很看重汉文的政治作用，所以将这来代表中国文学。在《汉文学的前途》后边有一篇附记道：
“民国廿九年冬曾写一文曰‘汉文学的传统’，现今所说大意亦仍相同，恐不能中青年读者之意，今说明一句，言论之新旧好歹不足道，实在只是以中国人立场说话耳。太平时代大家兴高采烈，多发为高论，只要于理为可，即于事未能亦并不妨，但不幸而值祸乱，则感想议论亦近平实，大抵以国家民族之安危为中心，遂多似老生常谈，亦是当然也。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辞，但民族间自有系维在，反不似欧人之易于分裂，此在平日视之或无甚足取，唯乱后思之，却大可珍重。我们史书，明永乐定都北京，安之若故乡，数百年燕云旧俗了不为梗，又看报章杂志之纪事照相，东至宁古塔，西至乌鲁木齐，市街住宅种种色相，不但基本如一，即琐末事项有出于迷信敝俗者，亦多具有，常令览者不禁苦笑。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中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此而已。汉语汉字其来已远，近更有语体文，以汉字写国语，义务教育未普及，只等刊物自然流通的结果，现今青年以汉字写文章者，无论地理上距离间隔如何，其感情思想却均相通，这一件小事实有很重大的意义。旧派的人叹息语体文流行，古文渐衰微了，新派又觉得还不够白话化方言化，也表示不满意，但据我看来，这在文学上正够适用，更重要的乃是政治上的成功，助成国民思想感情的连络与一致，我们固不必要表扬褒扬新文学运动之发起人，唯其成绩在民国政治上实较在文学上为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认。以后有志于文学的人亦应认明此点，把握汉文学的统一性，对于民族与文学同样的有所尽，必先树立了民族文学的根基，乃可以东亚文学的一员而参加活动，此自明之事实也。关于文人自肃，亦属重要，唯苦口之言，取憎于人，且即不言而亦易知，故从略。七月二十日。”
这两篇关于汉文学的是我比较注重的文章，在三十三年十二月给一种期刊写的《十堂笔谈》里也重复提起，起头的两节便是汉字与国文。第三篇的两种思想，无非是将那民为贵与君为臣纲对立起来，构成一篇讲演，最有意思的乃是第二篇，即是《中国的思想问题》，因为我之所以得到那“反动老作家”的徽号，正因这篇文章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