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老师我在学堂里只有一个,张然明名培恒,是本地举人,说的满口南京土话,又年老口齿不清,更是难懂得很,但是他对于所教汉文头班学生很是客气,那些汉文列在三等,虽然洋文是头班,即是那螃蟹似的那么走路的仁兄,在他班里却毫不假以词色,只为他是只以汉文为标准来看的。说到教法自然别无什么新意,只是看史记古文,做史论,写笔记,都是容易对付的,虽然用的也无非是八股作法。辛丑十一月初四日课题是:
“问汉事大定,论功行赏,纪信追赠之典阙如,后儒谓汉真少恩,其说然欤?”我写了一篇很短的论,起头云:
“史称汉高帝豁达大度,窃以为非也,帝盖刻薄寡恩人也。”张老师加了许多圈,发还时还夸奖说好,便是一例。那时所使用的,于正做之外还有反做一法,即是翻案,更容易见好,其实说到底都是八股,大家多知道,我也并不是从张老师学来的,不过在他那里应用得颇有成效罢了。所以我在学堂这几年,汉文这一方面未曾学会什么东西,只是时时耍点拳头给老师看,骗到分数,一年两次考试列在全堂前五名的时候,可以得到不少奖赏,要回家去够做一趟旅费,住在校里大可吃喝受用。所看汉文书籍于后来有点影响的,乃是当时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任公的著作,以及严幾道林琴南的译书,这些东西那时如不在学堂也难得看到,所以与学堂也可以说是间接的有点儿关系的。
我说在学堂里不曾学到什么汉文,那么我所有的这一点知识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在书房里学的么?书房里的授业师,有三味书屋的寿鉴吾先生和洙邻先生父子两位,那是很好的先生,我相当的尊敬他们,但是实在也没有传授给我什么。老实说,我的对于汉文懂得一点,这乃是从祖父那里得来的。他是个翰林出身的京官,只懂得做八股文章,而且性情乖僻,喜欢骂人,那种明比暗喻,指桑骂槐的说法,我至今还很是厌恶,但是他对于教育却有特殊的一种意见,平常不禁止小孩去看小说,而且有点奖励,以为这很能使人思路通顺,是读书入门的最好方法。他时常同我讲《西游记》,说是小说中顶好的作品。猪八戒怎样的傻,孙行者怎样的调皮,有一次战败逃走,摇身一变,变做一座古庙,就只有一根尾巴无处安放,乃把它变成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面。哪里有光是一枝旗竿,而且竖在庙后面的呢,他又被人所识破了。讲这故事时似乎是很好笑的样子,他便自己呵呵的笑了起来了。不过在杭州寓里,他只有一部铅印的《儒林外史》,我们所常拿来看的。等到戊戌秋间回到家里,我就找各种小说来乱看,在母亲的大厨角落里,发见一部《绿野仙踪》,这就同《七剑十三侠》一起的看。及到南京时差不多大旨已经毕业,只有《野叟曝言》未曾寓目,但从同学借来石印的半部,没有看完,却还了他了。我的读书的经验即是这样的从看小说入门的,这个教会我读书的老师乃是祖父,虽然当初他所希望的“把思想弄通”,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形,而且我的思想算不算通,在他看来或者也还是个疑问,不过我总觉得有如朱颖叔批的考卷,所谓“文气近顺”罢了。一九二六年我曾写过一篇《我学国文的经验》,叙说这一段情形,里边说道:
“我在南京的五年,简直除了读新小说以外,别无什么可以说是国文的修养。”这便是继承了上边的经验,由旧小说转入新小说的一个段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