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的第二年，乃是光绪庚子，这不但是十九世纪的末年，而且也可说是清朝的末年，因为在这一年里闹过所谓拳匪事件，弄得不成样子，结果不出十年，这清朝的天下遂告终结了。所以这庚子年影响的重大，并不下于戊戌，可是它在我们乡下少年，浑浑噩噩不知世事，一知半解的人，有怎么样的影响呢？就我自己来说，这影响不怎么大，只就以庚子为中心的前后两年看来，胡涂的思想，游荡的行为，那么的下去，怕不变成半个小拳匪和半个小流氓么？这个变化，乃是因为后来事情的偶然的转变而阻止了，我被逼而谋脱出绍兴，投入南京水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这件事且等下节再来叙说，如今先来就日记里所说这一点儿，看我那时对于义和团是什样的态度吧。
头一次的记录是在庚子年五月十九日，日记原文云：
“闻天津义和拳匪三百人，拆毁洋房电杆，铁路下松桩三百里，顷刻变为麸炭，为首姓郜，盖妖术也。又闻天津水师学堂亦已拆毁。此等教匪，虽有扶清灭洋之语，然总是国家之顽民也。”至廿四日记云：
“接南京大哥十七日函，云拳匪滋事是实，并无妖术，想系谣传也。”六月中记载尤多，初五日云：
“闻拳匪与夷人开仗，洋人三战三北，今决于十六上海大战，倘拳匪不胜，洋人必下杭州，因此绍人多有自杭逃归者。时势如此，深切杞忧。”初六日云：
“闻近处教堂洋人皆逃去，想必有确信，或拳匪得胜，闻之喜悦累日。又闻洋人愿帖中国银六百兆两求和，义和拳有款十四条，洋人已依十二条云。”初八日云：
“晨在大云桥，忽有洋人独行，路人见之，哗称洋鬼子均已逐出，此何为者，俱噪逐之，追者有五六十人。洋人趋蹶而逃，几为所执，后经人劝解，始获逃脱，闻之捧腹。”这几天日记的书眉上，有大字题曰：
“驱逐洋人，在此时矣！”又曰：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但是最紧张的时候，却在这以后，今节录日记于后：
“廿二日，傍晚予正在廊下纳凉，忽闻总府点兵守城，山会本府均同在嵇山旱门防堵，云台州殷万登之子称报父仇，并拆教堂，已在于村过宿，距城只七八十里矣。予闻之骇然，少顷惠叔亦来，因遣人去探，所云亦然。街上人声不绝，多有连夜逃避城外者，船价大贵，每只须洋七八元。家中疑惧颇甚，不能成寐，十二点钟始寝。闻城门船只放行，纳洋一元，九城门合计总有千余元云。
廿三日，谣言益夥，人心摇摇。谦婶家拟逃避城外，予家亦有逃避之意，后闻信息稍平，因此不果，然对门傅澄记（米店）间壁张永兴（寿材铺）均已逃去矣。
廿四日，闻本府出示，禁止讹言，云并无其事，百姓安业，不得惊慌，人心稍定。傅张二姓逃出在外，下午逡巡自归，闻之不觉发噱。”
日记里关于义和拳的事只有这些，这却已经够了。它表示是赞成义和拳的“灭洋”的，就是主张排外，这坏的方面是“沙文主义”，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但它又怀疑乃是“顽民”，恐它的“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了。这两重的思想实在胡涂得很，但是照眉批的话看来，它的根源是从书本上来的，所以结果须得再从书本增加力量，这便是后来《民报》一派的革命宣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