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对于中日问题，还不能没有幻想，希望它能够和平解决，因此徒劳的作些活动，第一次的中日学术协会，已经失败了，第二次又来计划改革同文书院，设立了中日教育会。这也是由于坂西和土肥原的介绍，与东亚同文会的代表大内见面，商议将天津的同文书院改为中国学生的留日预备学校的事宜。这同文会本是经济文化侵略的机关，它在上海汉口天津各地设立同文书院，养成说中国话的人材，熟悉中国习惯，来中国作种种的活动。这一回却愿将天津的一处学校改作私立中学，招收中国学生，就只是用日本文作为第一外国语，毕业后可以留学日本，直接考入大学。他们请中国人合办这学校，总务即经济一切归日本人担任，教务由中国方面主持，都照教育部章程办理。平常他们办事，凡是要中国人给他帮忙时，总是拉些有小功名的如举人秀才的人，这回却找到大学里来，仍旧在中日学术协会中间找了几个人，即是陈百年，马幼渔，沈尹默，张凤举和我一共是五个。日记上留存着这几项记事：
“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上午往百年处，商议同文书院事。”
“九月二日，下午往土肥原宅，与大内江藤及北大同人共商同文书院事，晚八时回家。”
“九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往土肥原宅，议定中日教育会契约，午大内约往东兴楼午餐，共计宾主九人。
九月五日，午在东兴楼与尹默幼渔凤举百年，共宴大内江藤土肥原，及方梦超四人。”这以后中日教育会便算成立了，议定以天津同文书院为基础，设立中日学院，先办初中高中部份，再扩充到大学部，其教务方面完全由中国人主持，教务长则请原有的张子秀担任，另外请会里派一个院长前去，并请会员二人去任两门功课。结果推定陈百年去教论理学，马幼渔去教国文，每周一次，院长则请沈兼士任之，因为在北京住家，不能常驻天津，所以只好时常往来京津之间。我虽是会长的名义，但只是在有一年的学校纪念日特别开会的那天，我被邀去到校讲演，去过一次，所得的印象实在平凡得很，校舍足够中学之用，但要想办大学哪里能行呢，好在学院方面也是没有诚意，姑且说一句话，后来不再提起，这边也觉得反正不能实现，也没有人认真去追问，便这样虚与委蛇的拖了好久。后来一个时候陈马二君也懒得跑这一段长路了，就都辞了兼职，只让一位由这边介绍去的北大的研究生在枝撑门面，总务长江藤则已去世，由藤江递补，这人也看不出别样坏处，就只喜欢钓鱼和喝酒，大半天在学校边的水池里垂钓，院长则时去时归，很有倦勤的样子，等到一九三一年柳条沟的枪声一响，他也就正式的辞职了。土肥原介绍我们改革同文书院，未能成功，可是他在另一方面进行的捣乱工作，却是着着进行，终于引起芦沟桥事件，结果是“神国”成麦克阿塞的领土，而自己也遂为巢鸭殉国的“七英灵”之一人。凡是见过土肥原贤二的人，似乎不大会预料他能做大事情的人，语云，时无英雄，遂使孺子成名，我们看现在的日本好像还缺少真的英雄，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中日学院的院长当初原是想把学校办好所以前去的，事实上他有识力可以足够办好一个大学部，但是事与愿违，使他不得不转为消极，然而却有一件事，着实使他受累不浅，这便是从天津得来的一份小家眷。他本有一子一女，家庭很是圆满，不幸他的夫人得了一种不很利害而是经常的精神病，他就在天津营了一所“金屋”，后来回到北京时又不得不把她移回来，日后他的夫人也常见到，旁人便以某女士的资格向她介绍，这真是一种可悲的喜剧了。我自己虽然没有受什么累，可是在一九三九年的元旦来访的那位刺客，也声称是中日学院的李姓，这当然是假冒的，但是为什么要说是中日学院来的呢？这时土肥原已经阔了起来，称为“土肥原将军”了，我于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前去访问他一回，拟问此事，没有见到，从此以后就没有看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