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所说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但是这里想推广一点开去，稍为谈谈职员方面，这里第一个人自然便是蔡校长了，第二个是蒋梦麟，就是上文一六四节玄同的信里所说的“茭白先生”，关于他也有些可以谈的，但其人尚健在，这照例是感旧录所不能收的了。
十五，蔡孑民 蔡孑民名元培，本字鹤卿，在清末因为讲革命，改号孑民，后来一直沿用下去了。他是绍兴城内笔飞衡的人，从小时候就听人说他是一个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他的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人，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作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我们引用老辈批评他的话，做一个例子。这是我的受业师，在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九十岁的高龄，于去年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几本他的遗书，其中有一册是《蔡孑民言行录》下，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云：
“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
“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这些赞语或者不免有过高之处，但是他引庄子的话说是纯纯常常，这是很的确的，蔡孑民庸言庸行的主张最好发表在留法华工学校的讲义四十篇里，只是一般人不大注意罢了。他在这里偶然说及古今中外，这也是很得要领的话。三四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讲蔡孑民的短文，里边说道：
“蔡孑民的主要成就，是在他的改革北大。他实际担任校长没有几年，做校长的时期也不曾有什么行动，但他的影响却是很大的。他的主张是‘古今中外’一句话，这是很有效力，也很得时宜的。因为那时候是民国五六年，袁世凯刚死不久，洪宪帝制虽已取消，北洋政府里还充满着乌烟瘴气。那时是黎元洪当总统，段祺瑞做内阁总理，虽有好的教育方针，也无法设施。北京大学其时国文科只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的几个人，这就是所谓‘古’和‘中’而已，如加上‘今’和‘外’这两部分去，便成功了。他于旧人旧科目之外，加了戏曲和小说，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洪宪的刘申叔，尊王的辜鸿铭之外，加添了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一班人，英文之外也添了法文德文和俄文了。古今中外，都是要的，不管好歹让它自由竞争，这似乎也不很妥当，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非如此说法，‘今’与‘外’这两种便无法存身，当作策略来说，也是必要的。但在蔡孑民本人，这到底是一种策略呢，还是由衷之言，也还是不知道，（大半是属于后者吧，）不过在事实上是奏了效，所以就事论事，这古今中外的主张在当时说是合时宜的了。
但是，他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学校里边先有人表示不满，新的一边还没有表示排斥旧的意思，旧的方面却首先表示出来了。最初是造谣言，因为北大最初开讲元曲，便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文的缘故，说用《金瓶梅》当教科书了。其次是旧教员在教室中谩骂，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报纸上也有反响，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开始攻击，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更加猛攻，由林琴南来出头，写公开信给蔡孑民，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胡诸人。蔡答信说，《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也无法干涉。林氏老羞成怒，大有借当时实力派徐树铮的势力来加迫压之势，在这时期五四风潮勃发，政府忙于应付大事，学校的新旧冲突总算幸而免了。”
我与蔡孑民平常不大通问，但是在一九三四年春间，却接到他的一封信，打开看时乃是和我茶字韵的打油诗三首，其中一首特别有风趣，现在抄录在这里，题目是——“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诗云：
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原注，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癸巳存稿》三，《精其神》一条引经了筵阵了亡等语，谓此自一种文理。）
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
六幺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末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
乐事追怀非苦语，容吾一样吃甜茶。（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
署名则仍是蔡元培，并不用什么别号。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我前谈《春在堂杂文》时也说及此点，都是一种特色。他此时已年近古希，而记叙新年儿戏情形，细加注解，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二十岁光景，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怅惘，即在极小的地方前辈亦自不可及也。
此外还有一个人，这人便是陈仲甫，他是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也是在改革时期的重要脚色。但是仲甫的行为不大检点，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在旧派的教员是常有的，人家认为当然的事，可是在新派便不同了，报上时常揭发，载陈老二抓伤妓女等事，这在高调进德会的蔡孑民，实在是很伤脑筋的事。我们与仲甫的交涉，与其说是功课上倒还不如文字上为多，便是都与《新青年》有关系的，所以从前发表的一篇《实庵的尺牍》，共总十六通，都是如此。如第十二是一九一〇年所写的，末尾有一行道：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在那时候他还只看得《孔乙己》和《药》这两篇，就这样说了，所以他的眼力是很不错的。九月来信又说：
“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等到《呐喊》在一九二二年的年底编成，第二年出版，这已经在他说话的三年之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