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应该名叫后记的，但是我查看回想录的目录，却已有一节后记了，而且这乃是一九六三年的一月所写，距今是整整的三年，我也不记得里边说的是些什么了，所以只能把我现在所写改换一下叫做后序，反正所改换的只是一个名目，里边所写的无非我想说的这几句话。这话可以分作三点来说。——关于三点有个笑话，很值得记录它一下，以前维新很讲究演说这一套的时候，演说者开头总说所要讲的共有几点，说三点或是五点，而阐说一点的时间往往费的很多，因此听者很感苦恼，听说共有几点就很头痛。有的讲演者知道了这个情形，便来改良一下，说所要讲的只有几点，不说出数目来，可是这一下却更糟了，说数目时使人苦恼，不说时使人恐慌了，因为不知道他所说的究竟共有若干，是十点或是八点呢。不过我所说者很是简单，干脆就是三点，所费的时间一总不会超过一小时，虽然我这开头似乎有点拉长的样子，与回想录的全体相像，很有些噜嗦。
且说第一点，我要在这里首先谢谢曹聚仁先生，因为如没有他的帮忙，这部书是不会得出版的，也可以说是从头就不会得写的。当初他说我可以给报纸写点稿，每月大约十篇，共总一万字，这个我很愿意，但是题目难找，材料也不易得，觉得有点为难，后来想到写自己的事，那材料是不会缺乏的，那就比较的容易得多了。我把这个意思告知了他，回信很是赞成，于是我开始写“知堂回想”，陆续以业余的两整年的工夫，写成了三十多万字，前后寄稿凡有九十次，都是由曹先生经手收发的。这是回想录的前半的事情，即是它的诞生经过。但是还有它的后半，这便是它的出版，更是由于他的苦心经营，乃得有成。我于本书毫无敝帚自珍的意思，不过对他那种久要不忘的待人的热心，办事的毅力，那是不能不表示感佩的。这大约可以说是蒋畈精神的表现吧。
第二点是说这回想录写得太长了。这长乃是事实，没有法子可以辩解，而且其实如要写得详尽，恐怕这还可以加上两倍，至少有一百万字，这便是一种辩解。因为年纪活得太多了，所以见闻也就不少，要拉杂的不加选择的说起来，话就是说不完的。我平常总是这么想，人不可太长寿，普通在四十以后死了最是得体，这也不以听兼好法师的教训才知道，可是人生不自由，就这一点也不能自己作主，不知道这是怎么干的，一下子就活到八十，（其实现在是实年八十一了，）实在是活得太长了。从前圣王帝尧曾对华封人说道，“寿则多辱”，这虽是一时对于祝颂的谦抑的回答，其实是不错的。人多活一年，便多有些错误以及耻辱，这在唐尧且是如此，何况我们呢。但是话要说回来，活到古来稀的长寿虽然并不一定是好事，可是也可以有若干的好处。即如我不曾在日军刺客光临苦雨斋的那时成为烈士，活到解放以后，得以看见国家飞跃的进步，并且得以参加译述工作，于一九六二年七月至一九六五年五月这三年中间，译成了路吉阿诺斯（Loukianos）对话集一卷，凡二十篇，计四十余万字。这是我四十年来蓄意想做的工作，一直无法实现的，到现在总算成功了。这都是我活到了八十岁，所以才能等到的，前年，《新晚报》上有过我的一篇杂文，叫作“八十心情”，足以表达我那时的情意。
第三点也是最末的一点，是我关于自叙传里的所谓诗与真实的问题的。这“真实与诗”乃是歌德所作自叙传的名称，我觉得这名称很好，正足以代表自叙传里所有的两种成分，所以拿来借用了。真实当然就是事实，诗则是虚构部分或是修饰描写的地方，其因记忆错误，与事实有矛盾的地方，当然不算在内，唯故意造作的这才是，所以说是诗的部分，其实在自叙传中乃是不可凭信的，应该与小说一样的看法，虽然也可以考见著者的思想，不过认为是实有的事情那总是不可以的了。古代希腊叫诗人为“造作者”，意思重在创造，哲学者至有人以诗人为说诳的人，加以排斥，这并没有错，英国文人王尔德作文云“说诳之衰歇”（The Decay of Lying），叹近代诗思的颓废，便不讳言说诳，日本人翻译易说诳为“架空”，这有点近于粉饰，如孔乙己之讳偷书为“窃书”了。自叙传总是混合这两种而成，即如有名的卢梭和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据他们研究里边也有不少的虚假的叙述，这也并不是什么瑕疵，乃是自叙传性质如此，读者所当注意，取材时应当辨别罢了。因为他们文人天性兼备诗才，所以写下去的时候，忽然触动灵机，诗思勃发，便来它一段诗歌的感叹，小说的描写，于是这就华实并茂，大著告成了。也有特殊的天才，如伊太利的契利尼者，能够以彻头彻尾的诳说作成自叙传，则是例外不可多得的。我这部回想录根本不是文人自叙传，所以够不上和他们的并论，没有真实与诗的问题，但是这里说明一声，里边并没有什么诗，乃是完全只凭真实所写的。这是与我向来写文章的态度全是一致，除了偶有记忆不真的以外，并没有一处有意识的加以诗化，即是说过假话。可是假如有人相信了我的这句话，以为所有的事情都真实的记录在里边，想来找得一切疑难事件的说明，那未免是所愿太奢了，恐怕是要失望的。我在上边说过，如果详尽的说明，那就非有一百万字不可，这第一说是没有这纸面。我写的事实，虽然不用诗化，即改造和修饰，但也有一种选择，并不是凡事实即一律都写的。过去有许多事情，在道德法律上虽然别无问题，然而日后想到，总觉得不很愉快，如有吃到肥皂的感觉，这些便在排除之列，不拟加以记录了。现在试举一例。这是民国二年春间的事，其时小儿刚生还不到一周岁，我同了我的妻以及妻妹，抱了小儿到后街咸欢河沿去散步。那时妇女天足还很少，看见者不免少见多怪。在那里一家门口，有两个少女在那里私语，半大声的说道，“你看，尼姑婆来了。”我便对她们摇头赞叹说，“好小脚呀，好小脚呀！”她们便羞的都逃进门去了。这一种本领，我还是小时候从小流氓学来的手法，可是学做了觉得后味很是不好，所以觉得不值得记下来。此外关于家庭眷属的，也悉不录，上边因为举例，所以说及。其有关于他人的事，有些虽是事实，而事太离奇，出于情理之外，或者反似《天方夜谈》里头的事情，写了也令人不相信，这便都从略了。我这里本没有诗，可是却叫人当诗去看，或者简直以为是在讲“造话”了。绍兴方言谓说诳曰讲造话，造话一语却正是“诗”的本原了。但因此使我非本意的得到诗人的头衔，却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是一个庸人，就是极普通的中国人，并不是什么文人学士，只因偶然的关系，活得长了，见闻也就多了些，譬如一个旅人，走了许多路程，经历可以谈谈，有人说“讲你的故事罢”，也就讲些，也都是平凡的事情和道理。他本不是水手辛八，写的不是旅行述异，其实假如他真是遇见过海上老人似的离奇的故事，他也是不会得来讲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日，知堂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