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笔记稿本中，找到一篇小文章，题曰“丁巳旧诗”，是关于那时的事情的，现在便抄录在这里：
“偶然整理二十年前故纸，于堆中得一纸片，写七言绝句二首云：
天坛未洒孤臣血，地窖难招帝子魂，一觉苍黄中夜梦，又闻蛙蛤吠前门。（其一。）
落花时节无多日，遥望南天有泪痕，槐茧未成秋叶老，闲繙土偶坐黄昏。（其二。）末署曰，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以诗意与时日考之，可知是为张勋复辟战后之作。查旧日记，七月二十一日项下只记云，阴，上午雨，终日未霁。但十八日云，得丸善书店五日所寄劳茀尔著《支那土偶考》第一分一册。诗中所繙即系是书，斋中虽有若干六朝土偶，但块然一物，不能繙也。张勋率辫子兵驻于天坛，战败乃只身逃入东交民巷，前门为商会所在地，本事惜不复能详，大抵当时多有奇论怪话，第二首云南天何事，今亦已不复记忆矣。其时寓居南半截胡同旧邑馆，院中有大槐树，相传昔有乡人携眷居此，其妾缢死此树下，后遂定例馆内不得住女眷云。每至夏日，槐蚕满地，穴土作茧，故诗语及之。菖蒲溇人谢甲携妾来避难，馆中人共哄，在院外争执，力竭声嘶，甘乙出而调停，许留一宿，其事始解。乙为内务部司官，为鲁迅之三味书屋同学，常督其幼子读《古文观止》，朝夕出入，遥闻其哀吟声，为之恻然，自己虽曾在书房读过旧书，殊不知古文之声，其悲切乃如斯也。因槐茧而想起当年的邑馆，牵连书之，事虽琐碎，亦殊可记，廿余年前往事多如轻尘过目，无复留影，偶得一二事，亦正是劫灰之余，致可珍重者也。”
关于谢甲的事，鲁迅日记上一点都没有记载，在我的日记里却记的颇为详细。其文云：
“六日睛。下午客来谈。傍晚闷热。菖蒲溇谢某携妾来避难，住希贤阁下，同馆群起难之，终不肯去，终乃由甘润生调停，许其暂住一晚。闲谈，至一时半始睡。”那时我们觉得会馆地僻，不甚安全，想要避往东城，同时也有人想来会馆避难，可见各人看法不同，正如鲁迅在《怀旧》中所说的那样子，“逃难者中多何墟人，来奔芜市，而芜市居民则争走何墟。”北京市商会一向多有“怀古”之情，特别对于清朝更是留恋，大约因为久居辇毂之下的原故，所以养成了这一种根性，这时大概又发什么议论，替清室有辩解的话。不过这也是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事，“讨逆军”既然胜利，总司令便可仍旧做他的内阁总理，那个替他取火中栗子的猴子烫了一下子，也就逃掉了，可以不必追究，这复辟一案就此云消雨散，商会的给清室呼冤，不免多此一举，所以等于一阵的田鸡叫而已。
上边日记里屡次提到国旗的事，说中华门匾额又复挂上，并悬五色旗，次日又说，途中五色旗已遍，这与前面七月一日的“龙旗”对比起来，情形便显然不同了。其实黄龙旗的式样并不难看，从前在《龙是什么》这篇文章的第十一节结论里说：
“但是最明显的是在艺术上，它的生命更是长久，图画和壁画的水墨龙，古寺院柱上的蟠龙，北京北海的九龙壁，都永久有人赏鉴，龙袍与龙头拐杖没有人使用了，但这刺绣与雕刻还是一样的有价值，至于一般工艺上装饰施用龙头，也是很好看的。龙头并没有什么意义，难在经过人民意匠的陶镕，把怪异与美和合在一处，比单独一个牛马或骆驼的头更好看，这是很难得的事。将来龙在俗信上的势力和在文艺上的影响会得逐渐稀薄下去，但在艺术上保留着它的痕迹，此在四灵之中最为幸运，谁也比它不上的了。”不过在感情上那又是另一问题，当时因为这是代表清朝的势力的，所以看了发生一种憎恶，后来看见临时粗制的龙旗，画的龙有些简直像一条死鳗，心里很是快痛，及至五色旗重又挂上，自然是惊喜之余，情见乎辞了。可是后来这五色旗变成了北洋军阀的旗帜，便又觉得不顺眼，当时有些“醒狮”派的国家主义者发起护旗运动，觉得很是无聊，曾经写些文章挖苦他们过。后来“北伐军”进北京，故友马隅卿首先在孔德学院揭起“青天白日”旗来欢迎，可是一转瞬间人民的感情又生了转变，于是那面青白旗难免走上第三个龙旗的旧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