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九年（一九二〇）我很做了些文学的活动，十一月廿三日下午到东城万宝盖胡同（俗语是王八盖）的耿济之君家里开会，大约记得是商量组织“文学研究会”的事情，大家叫我拟那宣言，我却没有存稿，所以记不得是怎么说了，但记得其中有一条，是说这个会是预备作为工会的始基，给文学工作者全体联络之用，可是事实正是相反，设立一个会便是安放一道门槛，结果反是对立的起头，这实在是当初所不及料的了。到了十二月廿二日下午往大学赴歌谣研究会，至五时散会，晚间觉得很是疲倦，到廿四日便觉得有点发热，次日发热三十八度三分，而且咳嗽，廿九日去找医生诊视，据说是肋膜炎，于是这一下子便卧病至大半年之久，到九月里方才好起来，现在且把养病中间的事情来一说吧。我当初在家中养病，到了三月初头，病好得多了，于是便坐了起来，开始给《妇女杂志》做文章，这是头一年里所约定的，须得赶快交卷才好，题目是“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结果努力写了几天，总算完成了前半篇，是说希伯来思想与希腊思想的，第三节乃是说中古的传奇思想，还没有来得及写，但是病势却因而恶化，比起初更是严重了，遂于三月廿九日移往医院，一直住了两个月，于五月三十一日这才出院，六月二日往西山的碧云寺般若堂里养病，至九月廿一日乃下山来回到家里。我这回生病计共有九月之久，最初的两月是在家里，没有什么可以说的，第二段是在医院中的四五两月，第三段是在西山的六至九凡四个月，这里所记述的便是那后边这两段的事情。
在医院里的时候，因为生的病是肋膜炎，是胸部的疾病，多少和肺病有点关系，到了午后就热度高了起来，晚间几乎是昏沉了，这种状态是十分不舒服的，但是说也奇怪，这种精神状态却似乎于做诗颇相宜，在疾苦呻吟之中，感情特别锐敏，容易发生诗思。我新诗本不多做，但在诗集里重要的几篇差不多是这时候所作。有一篇作为诗集的题名的，叫作“过去的生命”，便是“四月四日在病院中”做的，其词云：
“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哪里去了？
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
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我坐起来，拿了一枝笔，在纸上乱点，
想将他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
但是一行也不能写，
一行也不能写。
我仍是睡在床上，
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这诗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总是根据真情实感，写了下来的，所以似乎还说得过去，当时说给鲁迅听了，他便低声的慢慢的读，仿佛真觉得东西在走过去了的样子，这情形还是宛然如在目前。解放以前，做了好些寒山子体的打油诗，一九四六年编为“知堂杂诗”一卷，题记中有一节云：
“丁亥所作《修禊》一诗中，述南宋山东义民吃人腊往临安，有两句云，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可以算是打油诗中之最高境界，自己也觉得仿佛是神来之笔，如用别的韵语形式去写，便决不能有此力量，倘想以散文表出之，则又所万万不能者也。关于人腊的事，我从前说及了几回，可是没有一次能这样的说得决绝明快，杂诗的本领可以说即在这里，即此也可以表明它之自有用处了。我从前曾说过，平常喜欢和淡的文章思想，但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此即为我喜欢那‘英国狂生’斯威夫德之一理由，上文的发想或者非意识的由其《育婴刍议》中出来亦未可知，唯索解人殊不易得，昔日鲁迅在时最能知此意，今不知尚有何人耳。”上边所说，或者不免有“自画自赞”和“后台喝采”之嫌，但是我这里是有些证据的，请看《鲁迅全集》里的书简，有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给曹聚仁的信说：
“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解，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速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又五月六日给杨霁云的信说：
“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僚，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对于我那不成东西的两首歪诗，他却能公平的予以独自的判断，特别是在我们“失和”十年之后，批评态度还是一贯，可见我上边的话不全是没有根据的了。鲁迅平日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会对于任何人有什么情面，所以他这种态度是十分难得也是很可佩服的，与专门“挑剔风潮”，兴风作浪的胡风等辈，相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