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边所说差不多全是客观的，集体的事情，没有多少是我个人的事，但是我原是在这个集体之中，那么这里也可以有我的一份行动在内。现在却要来说我个人的事情了。我在学校里前后六个年头，自光绪辛丑（一九〇一）九月至丙午（一九〇六）七月，十足也只是五年罢了，告假在家的时候要占了一年有余，有好几次几乎离脱学堂了，却不知以何种关系，终于得以维系住，想起来是极有意思的。现今就把这个来叙述它一下。
我到南京以后，第一次回家去，是在壬寅年的四月里，初一日接家信，知母亲患病，祖父谕令归视，遂于初三日同了头班的胡恩诰君离宁到沪，胡君原籍安徽，说到杭州分路，其实却是家住上海，所以到了上海就不动了。我乃独自旅行，于初七日到家，则母亲病已快好了，遂于十四日离家，十九日重返学堂了。是年六月二十四日记项下有云：
“二十四日，礼拜，晴。下午接家信，促归考，即作答历陈利害，坚却不赴。”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诱惑，可是胜利的拒绝了。为什么说是严重的呢？缘因是由于混过几回的考场，对八股的应付办法也相当的得到训练，所以在庚子年的县府考时，以“周珠”的名义应试，虽是在二三图里滚上滚下，最高也到过第二图的第五名，即是总数第五十五名，纵使距及格的四十名还差得远，但是比戊戌年的第十图三十四即四百八十四名看起来，实在已经进步不少了。当时家里的人大概还觉得当水手不及做秀才的正路，或者由于本家文童的力劝，也未可知，而同时在学堂本身也存在着这样的空气，这是很奇妙的，虽然是办着学堂，实际却还是提倡科举，即如我们同班丁东生告假去应院试，进了秀才，总办还特别挂虎头牌，褒奖他一番呢。这事不记得这一年了，但总之这乃是方硕辅当总办的时候的事，那是无可疑的，那么这总当在癸卯以前吧。这样里外夹攻的诱惑可以说是很厉害了吧，但是它也干脆的被击退，因为这时我的反汉文的空气也很严重。如十月二十四日项下云：
“今日汉文堂已收拾，即要进馆，予甚不乐。人若有以读书见询者，予必曰否否，宁使人目予为武夫，勿使人谓作得好文章也。”又十一月十六日项下云：
“上午作论，文机钝塞，半日不成一字，饭后始乱写得百余字，草率了事。顾予甚喜，此予改良之发端，亦进步之实证也，今是昨非，我已深自忏悔，然欲心有所得，必当尽弃昔日章句之学方可，予之拼与八股尊神绝交者，其义盖如此。”
癸卯年两江师范学堂成立，秋天仍举行乡试，夫子庙前人山人海的，算是绝后的热闹，因为甲辰年以后科举遂永远停止了。那年暑假适值鲁迅回来，我也回到家里，于七月十六日偕至上海，鲁迅往日本去，我则同了伍仲学坐长江轮船，一路与“考先生”为伍，直至南京。今抄录当时的日记两节于后：
“晚九下钟始至招商轮船码头，人已满无地可措足，寻找再三，始得一地才三四尺，不得已暂止其处。天热甚，如处甑中，二人交代看守行李，而以一人至舱面少息。途中倦甚，蜷屈倚壁而睡，而间壁又适为机器房，壁热如炙，烦燥欲死，至夜半尚无凉气。四周皆江南之考先生，饶有酸气，如入火炎地狱，见牛首阿旁，至南京埠，始少凉爽。”
“江南考先生之情状，既于《金陵卖书记》中见之，及亲历其境，更信不谬。考先生在船上者，皆行李累累，遍贴乡试字样，大约一人总要带书百许斤，其余家居用具靡不俱备，堆积如山，饭时则盘辫捋袖，疾走抢饭，不顾性命。及船至埠，则另有一副面目，至入场时，又宽袍大袖，项挂卷袋，手提洋铁罐，而阔步夫子庙前矣。”其时对于“考先生”的印象既然十分恶劣，那么自己之得以幸免，当然很是可以喜庆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