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在绍兴的时候，也曾遇见不少大事件，如辛亥革命，洪宪帝制等，但因处在偏陬，“天高皇帝远”，对于政治事情关心不够，所以似乎影响不很大，过后也就没有什么了。但是在北京情形就很不同，无论大小事情，都是在眼前演出，看得较近较真，影响也就要深远得多，所以复辟一案虽然时间不长，实际的害处也不及帝制的大，可是给人的刺激却大得多，这便是我在北京亲身经历的结果了。
复辟之变，是由张勋主动，但实在是暗而懦的黎元洪叫他进京的，结果是由段祺瑞利用了做他政治上的资本，这手段可以说是巧妙极了，于是黎元洪被封为武义亲王，只好逃进东交民巷去，段祺瑞却以讨逆军总司令出现，“再造共和”，成为内阁总理，只落得张勋成为“火中取栗”的猴子，也逃到荷兰公使馆里去躲去了。不过在那黎段交恶，督军团与议院对立，事情日益恶化的那时间，情形是够紧张的，我还记得于六月廿六日往北京大学时，走访蔡先生，问他对于时局的看法和意见，他只简单的说道，只要不复辟，我总是不走的。这话的预兆虽然不大好，但是没有料到在五天工夫里边，这件事却终于实现了。
七月一日是星期日，因为是夏天，鲁迅起来得相当的早，预备往琉璃厂去。给我们做事的会馆长班的儿子进来说道，外边都挂了龙旗了。这本来并不是意外的事，但听到的时候大家感到满身的不愉快。这感情没法子来形容，简单的方法只可打个比喻，前回匈牙利事情逐渐闹大，到了听说连“红衣大主教”也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了，那种感觉多少有点相近，虽然那时所听的是属于外国的事情。当时日记上没有什么记载，但是有一节云：
“晚饮酒大醉，吃醉鱼干，铭伯先生所送也。”这里可以看出烦闷的情形。鲁迅的有些教育界的朋友最初打算走避，有的想南下，有的想往天津，但是在三四天里军阀中间发现分裂，段祺瑞在马厂誓师，看来复辟消灭只是时间，我们既然没有资力逃难，所以只好在北京坐等了。
段派李长泰的一师兵渐渐逼近北京，辫子兵并不接战，只是向城里面退，结果是集中于外城的天坛，和内城南河沿的张勋的住宅附近一带。从六日起城内的人开始往来避难，怕的不是巷战的波及，实在还是怕辫子兵的抢劫罢了。会馆在外城的西南，地方很是偏僻，难免觉得不安，便于七日搬到东城，我在日记上只记录着：
“七日晴。上午有飞机掷弹于富城。十一时同大哥移居崇文门内船板胡同新华饭店。”同日的鲁迅日记则比较详细，文云：
“七日晴热。上午见飞机。午齐寿山电招，同二弟移寓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相识者甚多。”以下都是我的日记：
“九日阴。托齐君打电报至家，报平安。夜店中人警备，云闻枪声。”
“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枪炮声，下午二时顷止，闻天坛诸处皆下，复辟之事凡十一日半而了矣。出至八宝胡同，拟买点心，值店闭，至崇文门大街亦然，遂返。晚同大哥至义兴局吃饭，以店中居奇也。”义兴局系齐寿山君家所开的店铺，出售粮食，在东裱褙胡同。鲁迅同日日记所记颇详，可供比较参考：
“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战声甚烈，午后二时许止，事平，但多谣言耳。觅食甚难，晚同王华祝，张仲苏及二弟往义兴局，觅齐寿山，得一餐。”这底下又是根据我的日记：
“十三日睛。上午同大哥往访铭伯季茀二君，饭后至会馆一转，下午三时后回饭店，途中见中华门匾复挂上，五色旗东城已有，城外未有。晚饮酒，夜甚热。
十四日晴。上午十时先返寓，大哥随亦来，令齐坤往取铺盖来，途中五色旗已遍矣。改悬竹帘于补树书屋门外，稍觉凉爽。”
那一天的枪炮声很是猛烈，足足放了十小时，但很奇怪的是，死伤却是意外的稀少，谣言传闻说都是朝天放的，死的若干人可能是由于流弹。东安门三座门在未拆除之前，还留下一点战迹，在它的西面有些弹痕，乃是从南河沿的张公馆向着东南打过来的。烧残的张公馆首先毁去，东安门近年也已拆除，于是这复辟一役的遗迹就什么都已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