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回过去讲以前的事情，其最为重大的一件，便是举世闻名的所谓女师大的风潮。在这中间，却另有一段和东吉祥胡同派的人往来的经过，另外写作一章，似乎不大好，所以拼写在一起，成了那样一个凑拼而成的题目，实在是很可笑的。大家知道，这二者性质相反，正如薰莸之不能同器，但在那时我却同它们都有些关系，讲起来所以只能混在一处了。
讲到女高师，——它之改称女师大，只是在杨荫榆来做校长之后，这以前都是称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我和它很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在民国十年还是熊崇煦长校的时代，由钱秣陵来说，叫我去担任两小时的欧洲文学史，第二年生了半年的病，这功课就无形的结束了。到了十一年由许寿裳继任校长，他是一个大好人，就是有点西楚霸王的毛病，所谓“印刓不予”，譬如学生有什么要求，可与则与，不可便立即拒绝好了，他却总是迟疑不决，到后来终于依了要求，受者一点都不感谢，反而感到一种嫌恶了。他自己教杜威的“教育与民治”，满口德谟克拉西，学生们就送他一个徽号叫“德谟克拉东”，这名字也够幽默的了。我那里担任了一年课，到第二年即一九二三年的八月里，我就想辞职。在旧日记里有这几项记载：
“八月十日，寄季茀函，辞兼课。”
“九月三日，季茀来，留女高师教课，只好允之。”
“十二月廿六日，寄郑介石函，拟辞女高师课。”这时郑君或者是兼职国文系的主任，但辞职仍没有准许，虽然在日记上没有登载。一九二四年夏天许季茀辞去校长，推荐后来引起风潮的杨荫榆继任，杨女士是美国的留学生，许君以为办女校最好是用女校长，况且美国是杜威的家乡，学来的教育一定是很进步的，岂知这位校长乃以婆婆自居，把学生们看作一群的童养媳，酿成空前的风潮，这是和他的希望正相反了。我本来很怕在女学校里教书，尤其怕在女人底下的女学校里，因此在这时更想洗手不干了，在日记里记着这几项，可以约略的知道：
“七月二日，晚杨校长招宴，辞不去。”
“七月十一日，收女高师续聘书，当还之。”
“七月十四日，送还女高师聘书。”
“七月二十日，女高师又送聘书来。”
“七月廿二日，仍送还女高师聘书。”
“七月廿七日，上午往女高师，与杨校长谈，不得要领。”
“九月廿一日，马幼渔来，交来女高师聘书。”
即此可以看见，我对于女师大的教课一向并无什么兴趣，特别是女校长到任以后更想积极的摆脱，可是摆脱不了，末了倒是由北大“某籍某系”的老大哥马幼渔，不晓得是怎么样找来的，出来挽留我，于是我不得不继续在那里做一名“西席”，后来成为女师大事件中支持学生方面的一个人，一直到大家散伙之后，还留下来与徐耀辰成了女师大方面唯一的代表，和女子大学的学长林素园交涉以至冲突，想起来实在觉得运命之不可测。而在别一方面，我对于东吉祥派的人们，便是后来在女师大事件上的支持校长方面的所谓“正人君子”，我当初却是很拉拢的，旧日记上还留着这些记录：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日，下午耀辰凤举来，晚共宴张欣海，林玉堂，丁西林，陈通伯，郁达夫及士远尹默，共十人，九时散去。”这是第一次招待他们，是在后院的东偏三间屋里，就是从前爱罗先珂住过的地方。
“十一月十七日，午至公园来今雨轩，赴张欣海陈通伯徐志摩约午餐，同坐十八人，四时返。”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六时至公园，赴现代评论社晚餐，共约四十人。”
“七月五日，下午凤举同通伯来谈，通伯早去。”
“七月三十日，下午通伯邀阅英文考卷，阅五十本，六时返。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往北大二院，阅英文卷百本。”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下午同丁西林陈通伯凤举乘汽车，往西山，在玉泉山旅馆午饭，抵碧云寺前，同步行登玉皇顶，又至香山甘露旅馆饮茶，六时回家。”
这时候女师大反对校长的风潮已经很是高涨，渐有趋于决裂的形势，在二月廿八日的日记里记有“女高师旧生田罗二女士来访，为女师大事也”的记载，她们说是中立派，来为学校求解决，只要换掉校长，风潮便自平息。那时是马夷初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我当晚就打电话到马次长的家里转达此意，马次长说这事好办，校长可以撤换，但学生不能指定后任为谁，如一定要易培基，便难以办到。这事我不知底细，不能负责回答，就拖延了下来，到了四月内阁改组，由章行严出长教育，于是局势改变，是“正人君子”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