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八年我们决定移家北京，我遂于四月告假先回绍兴，将在那里的家小——妻子和子女一共四人，送往日本东京的母家归宁，还没有来得及去逛上野公园，听见“五四”的消息，赶紧回北京来，已经是五月十八日了。到了七月二日，又从塘沽乘船出发，去接她们回来，六日上午到日本门司港，坐火车迂道到日向的福岛町，至石河内，参观“新村”。
这“新村”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原来这乃是武者小路实笃所发起的一种理想主义的社会运动，他本是白桦派的一个人，从一九一〇年四月开始，刊行杂志，提倡人生的文学。当时日本文学上自然主义已经充分发展，那种主张对于人生不求解决，便不免发生一种厌倦与悲观的空气，他们为的不满意于这样现象，所以倾向于一种新的理想，笼统的说一句可以说是人道主义的吧。他们都很受俄国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影响，武者小路是这派的领袖，尤其佩服托尔斯泰晚年的“躬耕”，从理想转变成现实，这便是所谓“新村”了。他最初在杂志发挥他的主张，后来看见同志的青年逐渐增多，就来着手组织实行，一九一八年在日向儿汤郡地方买了若干亩田地，建立了第一个新村。第二年七月间我去访问的，便是这个“新村”了。
我首先引用几节武者小路的说话，来说明这新村的理想是什么。他在《新村的生活》里说：
“新时代应该来了。无论迟早，世界的革命总要发生，这便因为要使世间更为合理的缘故，使世间更为自由，更为个人的，又更为人类的——的缘故。”这里俨有一种预言者的态度，很有些宗教气，似乎是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那是很显明的事。他又说道：
“对于这将来的时代，不先预备，必然要起革命。怕惧革命的人，除了努力使人渐渐实行人的生活以外，别无方法。”新村的运动便在提倡实行这“人的生活”，顺了必然的潮流，建立新社会的基础，以免将来的大革命，省去一次无用的破坏损失。但是怎样才是人的生活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各人先尽了人生必要的劳动的义务，再将其余的时间，做各人自己的事。”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但他觉得这可以和平的获得，这是他的主张特别的地方。他说：
“我极相信人类，又觉得现在制度存立的根基，非常的浅，只要大家都真望着这样社会出现，人类的运命便自然转变。”他又说：
“我所说的事，即使现在不能实现，不久总要实现的，这是我的信仰。但这种社会的造成，是将用暴力得来呢，还是不用暴力呢？那须看那时的个人进步的程度如何了。现在的人还有许多恶德，与这样的社会不相适合。但与其说恶，或不如说是不明更为切当。他们怕这样的社会，仿佛地老鼠怕见日光。他们不知道这样的社会来了，人类才能得到幸福。”这里更明白揭示出“信仰”这两个字来了，所以我们无妨总结的断一句说，这“新村”的理想里面确实包含着宗教的分子，不过所信奉的不是任何一派的上帝，而是所谓人类，反正是空虚的一个概念，与神也相差无几了。普通空想的共产主义多是根据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相信人性本善，到头终有觉悟的一天，这里武者小路更称共产主义的生活乃是人类的意志，虽然还是有点渺茫，但总比说是神意要好得多。新村的理想现在看来是难以实现，可是那时创始者的热心毅力是相当可以佩服的，而且那种期待革命而又怀忧虑的心情于此得到多少的慰安，所以对于新村的理论在过去时期我也曾加以宣扬，这就正是做那首《小河》的诗的时代。那时登在《新潮》九月号的《访日本新村记》，是一篇极其幼稚的文章，处处现出宗教的兴奋来，如在高城地方遇见村里来接的横井和斋藤二人的时候，说道：
“我自从进了日向已经很兴奋，此时更觉感动欣喜，不知怎么说才好，似乎平日梦想的世界已经到了，这两人便是首先来通告的。现在虽然仍在旧世界居住，但即此部分的奇迹，已能够使我信念更加坚固，相信将来必有全体成功的一日。我们常说同胞之爱，却多未曾感到同类之爱，这同类之爱的理论，在我虽也常常想到，至于经验，却是初次。新村的空气中，便只充满这爱，所以令人融醉，几于忘返，这真可说是不奇的奇迹了。”我自己承认是范缜的神灭论者，相信人只有形体，没有精神可以离形体而独存，至于上帝与神更是不在话下了。可是尽管如此相信，却有时也要表现出教徒那种热心，或者以为宗教虽是虚妄，但在某种时地也是有用，有时也还要这样的想，大概到了一九二四年的春天，发表了那篇“教训的无效”之后，才从这种迷妄里觉醒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