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师大反对校长的风潮发生于一九二四年的秋天，迁延至次年一月，仍未解决，学生代表乃至教育部诉说请求，并发表宣言，坚决拒绝杨荫榆为校长。五月七日该校开国耻纪念讲演会，校长与学生发生冲突，五月九日乃召集评议会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个人，即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这些年月和人名，我都是查考《鲁迅全集》第三卷的注释才能得来的，因为日记里没有详细的记载。）我们有几个在女师大教书的教员听了不平，便酝酿发表一个宣言，这启事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报》上，由七个人署名，即是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照例负责起草的人是署名最后的，这里似乎应该是我拟那宣言的了，但是看原文云，“六人学业，俱非不良，至于品行一端，平素又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似乎觉得不像是我自己的手笔，至于这是谁的呢，到现在却也无从去查考了。
这宣言的反响来的真快，在五月三十日发行，而二十九日已经发卖的《每周评论》上，就发现陈西滢即通伯的一篇“闲话”，不但所谓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挑剔风潮”的话就出在这里边，而且大有挑唆北洋军阀政府来严厉压迫女师大的学生的意思。我以前因张凤举的拉拢，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但是我的心里是有“两个鬼”潜伏着的，即所谓绅士鬼与流氓鬼，我曾经说过，“以开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品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所以去和道地的绅士们周旋，也仍旧是合不来的，有时流氓鬼要露出面来，结果终于翻脸，以至破口大骂，这虽是由于事势的必然，但使我由南转北，几乎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旋，脱退绅士的“沙龙”，加入从前那么想逃避的女校，终于成了代表，与女师大共存亡，我说运命之不可测就是为此。这之后我就被学生自治会请去开会，时期在五月二十一日，情形如鲁迅在《碰壁之后》一篇文章里所写，眼见一个大家庭里斗争的状况，结果当上了一名校务维持会的会员。而且说也奇怪，我还有一次以学生家长的资格，出席于当时教育部所召开的家长会，——我其实并无女儿在女师大念书，只因有人介绍一个名叫张静淑的学生，叫我做保证人，这只须盖一个图章，本是“不费之惠”，不过有起事情来，家族如不在北京，保证人是要代家长负责的，这是寻常不会有的事情，但是我却是适逢其会的碰着了。我终于不清楚张静淑本人是不是反对校长的，假如她是女附中出身，那么她应该为附中主任欧阳晓澜的威胁利诱而加入对方去了，如今却还找我这保证人去赴会，可以想见她是在反对的一边的。那一天的日记只简单的记着：
“八月十三日，下午四时赴教育部家长会议，无结果而散。”这会议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在八月六日北洋政府阁议已经通过教育部解散女师大，改办女子大学的决议，这里招集家长前来，无非叫约束学生，服从命令的意思。当时到场二十余人，大都没有表示，我便起来略述反对之意，随有两三个人发言反对，在主人地位的部长章士钊看见这个形势，便匆匆离席而去，这便是那天无结果的详情。以后紧接着二十二日武装接收的一幕，由专门教育司长刘百昭率领老妈子队伍，开赴石驸马大街，把女学生拖拉出校，就原址开设国立女子大学，派胡敦复为校长。那班被拖出街上的学生们只得另寻栖止，在端王府的西南找到一个地方，作为校址，校长是易培基，这大概是校务维持会所推选的吧。日记里写着：
“九月十日，上午往宗帽胡同（十四号电话西局一五八五），女师大开校务维持会。”
“九月二十一日，上午赴女师大开学典礼，午返。”这以后就暂时在那里上课，到了十一月底章士钊离开了教育部，女师大随即复校，仍搬回石驸马大街原处。可是在第二年即一九二六年中乃有更不幸的事情发生，这即是三一八事件，女师大死了两个学生，国文系的刘和珍与英文系的杨德群，随后有些教员也被迫胁离开了北京。教育总长换了任可澄，教育界前途一样黑暗，我在女师大渐渐的被挤了上去，充当代表，在八月五六两日里去见任可澄都不曾见到。二十二日是去年“毁校纪念”，开会纪念了不到十日，教育部又发表将女子大学和女师大合并为女子学院，而以女师大为师范大学部，派林素园为学长，于九月四日来校，武装接收了。今据林素园的报告照录于下：
“素园本日午前十一时复往该校，维时该校教职员等聚集多人，声势汹汹，当晤教员徐祖正周作人说明接收理由，该徐祖正等声言同人等对于改组完全否认，早有宣言，何竟贸然前来，言时声色俱厉，继复跃起谩骂，户外围绕多人，一齐喝打，经部员劝告无效，并被拳击，素园等只得来部陈明。”这篇布告登在九月六日的《世界日报》上，但记者说据前日报告，仅云林上午到校因斥该校教授为共产党，言语之间稍有冲突，并无互殴之说，此种报告似觉离奇，殊与事实颇有出入。这新闻报道倒是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