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外婆家避难，大约不到一年，于第二年甲午（一八九四）的上半年回家里来了。鲁迅一回来，就往三味书屋寿家上学去了，这大约是在端午节吧，他是在这以前就已在那里读书了，记得初去的时候，还特地花了两块钱，买了一顶两只抽屉的书桌，这个我还记得很是清楚。后来关于这书桌流传有许多神话，说这桌子是楠木的啰，又说鲁迅因为要立志不迟到，在桌面刻有一个“早”字啰，这些话我却是不知道的了。至于我自己，到三味书屋去大概是第二年乙未的正月，不过这却不能确定了。我在癸巳年避难以前，曾经在“厅房”——大厅西偏的小书房里，同了庶出的叔父伯升，读过半年的书。伯升是跟着祖父从北京回来的，本来应当叫作“仲升”，但是因为北京音读“仲升”与“众生”相同，这两个字本来自从佛经用起头，只当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讲，别无什么恶意，但是后来用称牲畜，含有骂人的意味，所以他不愿用，硬要改号伯升。这本来也是极为平常的事，但是小孩们的看法却是不同，以为他行第二而要称伯，未免有僭越之感，因此背地里故意叫他做仲升。不过这位伯升先生事实上乃是极和气的人，虽然是庶出却不是姨太太的一党，对于祖母特别恭而有礼，待我们年纪比他小的侄儿也平易亲近，癸巳上半年我便同他两个人在厅房里读书，以后在南京学堂里同学，可以用了亲历的事实保证的。在厅房里就只请了一个同族的叔辈做先生，他本身只是个文童，始终没有考进“秀才”，没有什么本事，可喜也并不严厉，因此也少来管束我们，我至今记不起在他手里读了些什么，事实上我那时《中庸》还未读了呢。因此我所记得的便是在厅房的一间小花园玩耍的事情，那里有一株月桂，一年里有好几个月都继续开花，一株罗汉松，一株茶花，其余有木瓜枇杷，树阴底下还有秋海棠之类，不过这些都不是我所注意的，我最记得的乃是罗汉松树根下所埋着的两只“荫缸”。这乃是不大不小的缸，埋在土里，缸里盛着水，这水不是清澈的雨水，却是不知经历几多年的青黑色的水，里边积存腐烂的树叶大半缸，这是我们亲手淘过，所以知道的。说也奇怪，我们托词读书，躲在厅房里边，关上了门，却终日在园里淘那两只水缸，将里边的树叶瓦砾清理出来，居然没有中什么毒，连在预料中的蜈蚣毒蛇癞虾蟆之属，也一只都没有碰见过，真是奇事。那位文童先生平常也就只是早晚来到一遍，虚应故事罢了，我们并不怕他，虽然后来出外就馆，说是出外也就只是在本县的乡下，却忽然暴虐起来，据说曾经用竹枝抽打学生之后，再拿擦牙齿的盐来擦上，用了做腊鸭的法子整治学生，学生当然是受不了的，结果是被辞了馆完事。又有一个塾师，将学生的耳朵夹在门缝里，用力的夹，这是用轧胡桃的方法引申出来的，却不能确说是否他的故事了。我们在厅房里游嬉，那时亏得他还没有变得这样严厉，但是祖父知道了怎么样呢？这当然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可是我们中间有一个乃是伯升叔，有他在里边这就是另外一件事，当然是不要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