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事情在上面记得很不多，因为十岁以前的事差不多都已忘记了，现在只就记得的零星小事写下一点来，不过这也不是自己记得，只是大人们传说下来的就是了。其中顶早的一件事，大约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因为妹子端姑生于光绪丁亥（一八八七）年，不到一周岁便因天花死去了，而这件事却在夏天，所以可能还是在丁亥年里。据说她那时一个人躺在那里，双脚乱蹬，我看见觉得太可爱了，小脚趾头像是豌豆似的，便拿来咬了一口，她就哭了起来，大人跑来看才知是那么一回事，后来便被传作话柄。随后她得了天花，当初情形很好，忽然发生变怪，我的病好转而她遂以不起，这虽然不是我自己所能做主的事情，在长大以后总觉得很抱歉似的，仿佛是她代我死了，——老实说，假如先母有一个女儿，她的生活要幸福的多，不过那是人力以上的事情，多说也别无什么用处了。
第二件是自己记得的，不是大人们告诉我的事情，所以一直在后，大约是八岁以前，总之是祖父还没有从北京回去，父亲还住在“堂前”的西边房里时候的事情。那时在朝北的套房里，西向放着一张小床，这也有时是鲁迅和我玩耍的地方，记得有一回模仿演戏，两个人在床上来回行走，演出兄弟失散，沿路寻找的情状，一面叫着大哥呀贤弟呀的口号，后来渐渐的叫得凄苦了，这才停止。此后还演些戏，不过不是在这里了，时期也还要再迟几年，是往三味书屋读书以后的事，从前在《儿童剧》的序里有一节云：
“那时所读的是《中庸》和唐诗，当然不懂什么，但在路上及塾中得到多少见闻，使幼稚的心能够建筑起空想的世界来，慰藉那忧患寂寞的童年，是很可怀念的。从家里到塾中不过隔着十几家门面，其中有一家的主人头大身矮，家中又养着一只不经见的山羊，（后来才知道这是养着厌禳火灾的，）便觉得很有一种超自然的气味。同学里面有一个身子很长，虽然头也同常人一样的大，但是在全身比例上就似乎很小了。又有一个本家长辈，因为吸雅片烟的缘故，耸着两肩，仿佛在大衫底下横着一根棒似的。这几个现实的人，在那时看了都有点异样，于是拿来戏剧化了，在有两株桂花树的院子里扮演这日常的童话剧。‘大头’不幸的被想像做凶恶的巨人，带领着山羊，占据了岩穴，扰害别人，小头和耸肩的两个朋友便各仗了法术去征服他：小头从石窟缝里伸进头去窥探他的动静，耸肩等他出来，只用肩一夹，就把他装在肩窝里捉了来了。这些思想尽管荒唐，而且很有唐突那几位本人的地方，但在那时觉得非常愉快，用现代的话来说明，演着这剧的时候实在是得到充实的生活的少数瞬时之一。我们也扮演喜剧，如‘打败贺家武秀才’之类，但总是太与现实接触，不能感到十分的喜悦，所以就经验上来说，这大头剧要算第一有趣味了。”
现在再退回去讲那小床，因为这事与“射死八斤”的漫画有关，而“射死八斤”的画又与小床有密切的关系的。从前在《鲁迅的故家》里曾经说过，本家诚房的房客李楚材，带着一家沈姓亲戚，大概是个寡妇，生活似乎颇清苦，有三个小孩，男孩名叫八斤，女孩是兰英与月英，年纪大抵五六岁吧，夏天常常光身席地坐。《故家》的第二十五节里讲“射死八斤”的事，今抄录于下：
“八斤那时不知道是几岁，总之比鲁迅要大三四岁吧，衣服既不整齐，夏天时常赤身露体，手里拿着自己做的钉头竹枪，跳进跳出的乱戳，口里不断的说，‘戳伊杀，戳伊杀！’这虽然不一定是直接的威吓，但是这种示威在小孩子是忍受不住的，因为家教禁止与别家小孩打架，气无可出，便来画画，表示反抗之意。鲁迅从小就喜欢看花书，也爱画几笔，虽然没有后来画活无常那样好，却也相当的可以画得了。那时东昌坊口通称胡子的杂货店中有一种荆川纸，比毛边更薄而白，大约八寸宽四寸高，对折订成小册，正适合于抄写或绘画。在这样的册子上面，鲁迅便画了不少的漫画，随后便塞在小床的垫被底下，因为小孩们没有他专用的抽屉。有一天，不晓得怎么的被伯宜公找到了，翻开看时，好些画中有一幅画着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箭，上有题字曰射死八斤。他叫了鲁迅去问，可是并不严厉，还有点笑嘻嘻的，他大概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所以并不责罚，结果只是把这页撕去了。此外还有些怪画，只是没有题字，所以他也不曾问。”
这里我想来把那怪画说明一下子，因为这一件事如果不加说明，就此付之不问，也是怪可惜的。这是那本荆川纸小册子中所有的一页，画着一个小人儿手里提了一串东西，像是乡下卖麻花油条的用竹丝穿着。当时伯宜公也一定看了以为是画卖麻花的吧，若问是什么时我想也是这样的回答。可是这实在乃是怪画，是卖淫的一种童话化的画。乡下这种不雅驯的话很是普通，所谓倚门卖笑俗语便称曰卖必，但是怎么卖法在小儿心中便是疑问，意谓必是像桃子杏子似的一个个的卖给人，于是便加以童话化，从水果摊里铡甘蔗得到暗示，随割随长，所以可以卖去好几个一串。这种初看似猥亵而实是天真烂漫的思想，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想起来也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却是实在的事，从前写“射死八斤”的时候原想写进去，终于搁下了，现在又记了起来，觉得不写很是可惜，所以把它记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