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伏见馆始终住的是第八号房间，后来对面的第六号空出来了，遂并借了这一间，因为仿佛是朝东的，所以在夏天比较要好一点。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忽然的来了新客，不得不让给他们住了，来客非别，乃是蔡谷卿君夫妇，蔡君名元康，是蔡鹤卿即孑民的堂兄弟，经常在《绍兴公报》上面写些文章，笔名国亲，与鲁迅本不熟识，是邵明之所介绍来的。蔡君是新近才结了婚，夫人名郭珊，她的长姉嫁给了陈公猛，即是陈公侠的老兄，二姉是傅写臣的夫人，这时同了她的妹子来到日本，要进下田歌子的实践女学校，可是就生了病，须得进病院，而这病乃是怀了孕，她那一方面是由邵明之照料，弄得做翻译的十分狼狈，时常来伏见馆诉说苦况。这大抵是关于妇女生活的特殊事情，鲁迅经手办理的也有这种的事，不过最初由男人传述，还没有什么困难，第二步却要说给下女听，如托她们代买月经带等，这在当时实在有点别扭的。好在这事也只头一次为难，以后进了学校，她们会得自己办理了。
那年夏天，确实的说是阴历五月廿六日，中国突然发生一件不平常的革命事情，这便是徐伯荪刺杀恩铭的所谓安庆事件。如今暂且借用鲁迅的《朝花夕拾》里的文章，写范爱农的起头一节如下：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
‘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akurin刺杀，刺客就擒。’[1]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的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安徽做候补道，办着巡警事务，正合于刺杀恩铭的地位。
大家接着就豫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案，这是六月初五日的事，）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秘密的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撕鱿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
接着是绍兴同乡会开了一个会，讨论到发电报的事，结果分成两派，主张发的是想借了主持公论的幌子，去和当时清政府发生接触，所以表面主张民主，要政府文明处理，以后不再随便处刑。这派的首领是蒋观云，他本是老诗人，寄寓在东京，素来受到同乡青年们的尊敬，鲁迅和许季茀等人也时常去问候，可是这时受了康梁立宪派的影响，组织“政闻社”，预备妥协了，所以这时竭力主张发电报，去和政府接近。反对的是比较激烈的，以为既然革命便是双方开火了，说话别无用处，鲁迅原来也是这一派，所以范爱农所说的话：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根本是不错的，鲁迅当然也是这个意思，不过他说话的口气和那态度很是特别，所以鲁迅随后还一再传说，至于意见却原来是一致的。那篇《范爱农》的文章里说，自己主张发电报，那为的是配合范爱农反对的意思，是故意把“真实”改写为“诗”，这一点是应当加以说明。关于蒋观云的事，我有一节文章收在“百草园的内外”里，节录于下：
“当时绍属的留学生开了一次会议，本来没有什么善后办法，大抵只是愤慨罢了，不料蒋观云已与梁任公连络，组织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了，在会中便主张发电报给清廷，要求不再滥杀党人，主张排满的青年们大为反对。蒋辩说猪被杀也要叫几声，又以狗叫为例，鲁迅答说，猪才只好叫叫，人不能只是这样便罢。当初蒋观云有赠陶焕卿诗，中云，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鲁迅常传诵之，至此时乃仿作打油诗云，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原有八句，现在只记得这两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