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下午，北京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卫队对于请愿的民众开枪，造成死者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的惨案，这乃是反动政府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布置而成的局面，其手段之凶残，杀伤之众多，都是破天荒的，后来孙传芳蒋介石的肆行残杀，差不多都是由此出发的。当日我到盔甲厂的燕京大学去上课，遇见站在课堂外边的学生，说今天因为请愿去了，所以不上课，我正想回来，这时忽见前去赴会的许家鹏君气急败坏的跑回来，说“了不得了，卫队开枪，死伤了许多人！”他自己好像没有受伤，但一看他戴着的一顶呢帽，在左边上却被子弹穿了个大窟陇。我从东单牌楼往北走，一路上就遇着好些轻伤的人，坐在车上流着血，前往医院里去。第二天真相逐渐明了，那天下着小雪，铁狮子广场上还躺着好些死体，身上盖着一层薄雪，有朋友目击这惨象的，说起三一八来便不能忘记那个雪景。死者多半是青年学生，与我有关系的学校是女师大的刘和珍与杨德群二人，燕大的许君虽是奇迹的没有受伤，可是研究生郭灿然却因此失了一条大腿，一九三一年我在燕大的时候，他还是国文系当秘书，可是后来大概回到河南故乡去了。
三一八事件发生以后，我也只能拿了笔干以文字纪念死者，做了几副挽联，在三月二十三日给殉难者全体开追悼会的时候，送去一联云：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二十五日在女师大追悼刘杨二君时，送去对联云：
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
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震耳，弹雨淋头。我真运气，得到陈源教授替我来做注脚，我在这里说枪声弹雨，本来只是随便的一句熟语，殊有甜熟之感，乃不意在三月二十七日的《现代评论》上的“闲话”里，明说请愿是入“死地”，要“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之苦”的，这不但明言那天开枪是有计划的事，而且这也做了我的文章的出典了。中法大学的胡锡爵君的追悼会不知是哪一天，我的对联是这样的：
什么世界，还讲爱国？
如此死法，抵得成仙！这里很有一点玩笑的成份，因为这是我照例的毛病，那时也的确写了一篇似乎是游戏的文章，题曰“死法”，是发挥这个意思的，就拿这副挽联来做结束。当时也曾写过些文章，正面的来说愤慨的话，自谴责以至恶骂，如在《京报》上登载的《恕陈源》等，本来想收集拢来归入《真谈虎集》内的，但是不晓得怎么一来，不曾实行，而且把目录也遗失了，或者是绅士鬼临时执政的时候所决定的吧。但我有时也颇想找出来看看，因为那时那东吉祥的一班“东西”——这是鲁迅送给他们的徽号——的谣言实在造得太离奇了，不知道是怎么样“恕”他的。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里说：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的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他的话是对的，此文作于四月一日，我在三月三十一日做了一篇《新中国的女子》，也曾说道：
“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学生事件发生以后，日本《北京周报》上有颇为详明的记述，有些地方比中国的御用新闻杂志的记者说的还要公平一点，因为他们不相信群众拿有几支手枪，虽然说有人拿着手杖的。他们都颇佩服中国女子的大胆与从容，明观生在《可怕的刹那》的附记中有这样的一节话：
‘在这个混乱之中最令人感动的事，是中国女学生之刚健。凡有示威运动等，女学生大抵在前，其行动很是机敏大胆，非男生所能及，这一天女学生们也很出力。在我的前面有一个女学生，中了枪弹，她用了毛线的长围巾扪住了流出来的血潮，一点都不张皇，就是在那恐怖之中我也不禁感到佩服了，我那时还不禁起了这个念头，照这个情形看来中国将靠了这班女子兴起来罢。’北京周报社长藤原镰兄也在社论中说及，有同样的意见：
‘据当日亲身经历，目睹实况的友人所谈，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在那个可怕的悲剧之中，女学生们死的死了，伤的伤了，在男子尚且不能支持的时候，她们却始终没有失了从容的态度。其时他就想到中国的兴起或者是要在女子的身上了。以前有一位专治汉学的老先生，离开中国二十年之后再到北京来，看了青年女子的面上现出一种生气，与前清时代的女人完全不同了，他很惊异，说照这个情形中国是一定会兴隆的。我们想到这句话，觉得里边似乎的确表示着中国机运的一点消息。’”
这《北京周报》是用日本文写，办给日本人看的报，所以意见有时也还正确，不像汉文报的故意歪曲。但那时候的《顺天时报》是怎么说的呢，想必有很好的妙论，可是那时因为有《现代评论》超过了它，所以对于它不曾注意，已经记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