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阅《越缦堂日记》第七册，同治四年乙丑十月十九日条下有云：
“夜阅《鲒埼亭集》第四十二四十三两卷，皆论史帖子。谢山最精史学，于南宋残明尤为贯串。……与绍守杜君札力辨王遂东之非死节，而极称余尚书，自是乡里公论。杜守名甲，尝刻《传芳录》，于有明越中忠臣皆绘象系赞，而有遂东无武贞，盖未以谢山之言为信也。”第二天是阴历元宵，厂甸的书摊就要收束了，赶紧跑去一看，在路东的摊上忽然见有一本破书，贴纸标题云“传芳录”。本来对于这种书我并不注意，因为总不过是表彰什么节孝之类的应酬诗文总集罢了，这回记得李莼客的话，心想会不会就是？拿起来一翻，果然是杜甲编刻的《传芳录》。书摊却很居奇，因为里边有十张画像，结果是花了七角钱才买到手。书中内容最初是乾隆十四年于敏中序二叶，杜甲的《岁暮恤忠贤后裔记》二叶，越州忠贤后裔十八人公谢启二叶，蕺山书院祭刘念台先生文二叶，王守仁孙燧沈鍊黄尊素施邦曜倪元璐周凤翔刘宗周祁彪佳王思任像赞十叶，李凯跋一叶，共十九叶。其像皆与张宗子的《越中三不朽图赞》中相同，《三不朽》刊成于乾隆五年，盖即为《传芳录》所本，唯其传赞则系杜补堂所作，亦颇有佳者。如王遂东像赞曰：
“多公之才，服公之智，畏公之言，钦公之义，山阴有人，首阳是企，饿死事小，行其所志。”小传末云，“丙戌入凤林山，不食七日死。”查《鲒埼亭文集》外编卷四十三《与绍守杜君札》云：
“执事轸念明故殉难诸家后人，每岁予以赉恤，且使著为故事，甚厚，所惜讨论有未精者。”次乃辨王遂东非死节，其引证云：
“始宁倪无功谓其本有意于筐篚之迎，以病不克，是虽不敢以此玷之，而要之未尝死则审也。”李莼客读《三不朽图赞》札记云：
“郡县志及《越殉义传》邵廷采《思复堂集》杜甲《传芳录》温睿临《南疆逸史》诸书皆称遂东为不食而死，全氏祖望《鲒埼亭外集》独据倪无功言力辨其非死节，陶庵生与相接而此赞亦不言其死，可知全氏之言有征矣。”倪无功的话不知何以如此可靠，全李二公深信不疑，李既信全言，又引张做证人，却不知张宗子别有《王谑庵先生传》，在现行文集卷四中，末有云：
“偶感微疴，遂绝饮食僵卧，时常掷身起，弩目握拳，涕洟哽咽，临瞑连呼高皇帝者三，闻者比之宗泽濒死三呼过河焉。”此生与相接者之言一也。《越殉义传》六卷，俞忠孙著，王遂东事列在卷四，忠孙乾隆己未（四年）序中云：
“《越殉义传》者，苹野陶亦鲁得之尊公筠厂丈口授也，甫成三十有二传，以瘵卒，丈发函恸哭，造耐园属为卒业。”筠厂即陶及申，虽非遗老，生于崇祯初年，见闻想多可信，或杜补堂以此为据亦未可知，正不必一定要领全氏之教也。又田易堂的《乡谈》中记谑庵之死云：
“王季重先生《致命篇》曰，再嫁无此脸，山呼无此嘴，急则三寸刀，缓则一泓水。绝粒七日，息犹未绝，嗔目直视又三日夜，门人郭钰曰，先生欲死于孤竹庵耶，舁之至庵而瞑。案江上失守，先生弃家依凤林墓舍，别架一苫庐，颜曰孤竹庵。署其门曰，旧山永托，何惧一死，丹心不二，寸步不移。盖早以死自誓矣。”易堂系康熙时人，在西园十子为前辈，序《宛委山人集》自称友兄，其辈分可想也。《越缦堂日记》第七册十一月二十日条下读《思复堂集》有云：
“至以王遂东为不食而死，陈玄倩为山阴产，鲒埼皆纠其缪，然礼部死节，越人相传，孤竹名庵，采薇署号，揆其素志，盖已不诬，或江上之溃，适遘寝疾，固非绝粒，不失全归，死际其时，无待引决，首丘既正，夫亦何嫌，自不得以生日称觞暧昧之事妄疑降辱。”其论陈太仆里籍语今从略。李君的话这里颇近情理。据《越殉义传》云：
“御史王应昌请拜新命，笑谢之，绝饮食七日，垂革，朝服拖绅，曰，以见先皇帝。目不瞑，时丙戌九月二十二日。”又《文饭小品》唐九经序中云：
“惟是总漕王清远先生感先生恩无以为报，业启□□贝勒诸王将大用先生，先生闻是言愈跼蹐无以自处，复作手书遗经曰，我非偷生者，欲保此肢体以还我父母尔，时下尚有□谷数斛，谷尽则逝，万无劳相逼为。”我尝说盖谑庵初或思以黄冠终老，迨逼之太甚，乃绝食死，或者去事实不远。若云七十二老翁本欲去投效清朝，不幸病死不果，恐难相信，而全谢山独有取焉，此事殊可怪，全氏史学虽精，史家风度则似很缺少也。李莼客在一月前很赞成全氏的话，以为是“乡里公论”，这回又根据“越人相传”对于谑庵颇有恕词，在我以为说得不错，虽然在他自己未免前后不一致。不过矛盾的事还多得很，《越缦堂日记》已印行者有五十一册，读过多已忘记，仅就记得的来说，在第十一册同治八年己巳七月二十二日条下又有关于谑庵的一节云：
“王山史《砥斋集》世不多见，仅见于朝邑李时斋《关中文钞》，其文颇有佳者。……其《甲申之变论》词意激烈，末一段云：顺治初，山阴王思任寄书龙门解允樾，其词悖慢，追咎神宗，追咎熹宗，不已也，终之曰，继之以崇祯克剥自雄。呜呼，生勤宵旰，死殉社稷，此普天哀痛之时也，思任亦人臣，何其忍于刻责而肆为无礼之言以至此哉。思任有女曰端淑，能诗文，刻《映然子集》行世，中有言思任之死嫌其数十日之生之多者，盖谓其死非殉难，不能择于泰山鸿毛之辨也。呜呼，臣而非君，女而非父，一何其报之之符也。案季重卒于丙戌，在鲁王航海之后，所云顺治初者盖当甲申乙酉间，时秦中已奉正朔也。季重之死，国论已定，惟乡评尚在疑信间，观此则知其女已有违言，无待清议矣。惜《映然子集》今亦不得见耳。”乙丑至己巳前后五年矣，李莼客的意见似又大动摇，这回却是信王而不是信全罢了。不过他又非意识地着一语去说明所谓顺治初日，时秦中已奉正朔也。天下最不上算的事是骂人，因为正如剃头诗那么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令人有一何其报之之符之叹。我们如仿照道学文人做史论专事吹求的办法，即可以子当死孝的道理去责备映然子，又可以根据秦中已奉正朔的话去忠告王山史，骂别人不殉难而自己称顺治初，也很可笑。王氏的随笔《山志》在好些年前曾经一读，印象很不好，觉得道学气太重，虽然我平常对于明朝遗老多有好感，但有程朱派头的就不喜欢，顾亭林亦尚难免，王山史更是不行了。今读《甲申之变论》的一小部分，正是与从前同样感觉，此种胡氏《管见》式的史论真是不敢请教也。
谑庵以臣而非君在古礼法上或不可恕，这是别一问题，我只觉得论明之亡而追咎万历天启以至崇祯，实是极正当的。中国政治照例腐败，人民无力抵抗，也不能非难，这不但是法律上也是道德上所不许可的，到得后来一败涂地，说也没用。明末之腐败极矣，真正非亡不可了，不幸亡于满清，明虽该骂而骂明有似乎亲清，明之遗民皆不愿为，此我对于他们所最觉得可怜者也。谑庵独抗词刻责，正是难得，盖设身处地的想，我虽觉得他的非难极正当，却也未必能实行，非惧倪无功王山史，正无此魄力耳。张宗子杜补堂均谓谑庵素以谑浪忤人，今乃知其复以刻责忤俗，此则谑庵之另一可佩服之点也。
廿五年二月十日，在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