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极平常的人，我的名号也很是平常，时常与人家相同。午后从外边回来，接到一位友人的信云：
“昨见一刊物大书公名，特函呈阅。”我把附来的一本小册子一看，果然第二篇文章署名知堂，题目是爱国运动与赤化运动。一个多月以前有上海的朋友来信说，汉口出了一种新记的《人间世》，里边也有文章署我的名字，因为没有看到那小册子，所以不知道用的是名是号，但总之我并没有寄稿到汉口去过，所以决不是我的著作，即使写着我的名号，那也总是别一同名号的人的手笔。这回的小册子名叫“华北评论”，只知道是四月十五日出版，不记明号数，也无地点，大约是一种不定期或定期的政治外交的刊物，所谓“某方”的色彩很是鲜明的。对于这个刊物不曾投过稿，实在也不知道它在那里，那么那篇文章当然不会是我所作，而且也不会是从别处转载，因为我就压根儿不能写那些文章，所以作者别有知堂其人，那是无可疑的了。
在好几月以前，有人写信给王柱宇先生，大加嘲骂，署名知堂，而且信封上还写周寄字样。我去问王先生要了原信来看，笔迹与我不一样，自然不是我所寄的，天下未必没有姓周名知堂的别一人，虽然这也未免太觉得凑巧一点。反正这件事只关系王先生，只要他知道了这信是别一个姓周名知堂的所写而不是我的，那么其余的事都可不谈，所以随即搁起了。今日看了上文所说的评论，又联想了起来，觉得我的名号真太平常了，容易有这种事情。这固然都是小事，却也不是很愉快的，于是去想补救的方法。
第一想到的就是改名。但是在想定要改之前，又有别的一个主张，就是无须改名。这理由是很简单的。我所写的文章范围很小，差不多只以文化为限，凡关于实际的政治外交问题我都不谈，凡是做宣传有作用的机关报纸上也都不登的，所以在这些上面就很容易区别，同名似亦不妨。至于骂人的信，固然笔迹不同可以看得出，其实在我本来也可不必多辩，因为我近十年来是早已不骂人了。近来经验益多，见闻益广，世故亦益深了，正如古昔贤母教女慎勿为善一样，不但不再骂人，并且也不敢恭维人，即如王柱宇先生在“小实报”所写关于土药的两篇文章我很佩服，对了二三老友曾口头称道过，却一直没有写文章，虽然在一篇谈李小池的《雅片事略》的小文里曾引用过王先生的几段原文。老实说，我实在怕多事，恐怕甲与乙不对，称赞了甲就等于骂了乙也。既然如此，我的态度原已明了，不会与别人的相混，即使是同名同号，也还是尔为尔我为我，不妨就学柳下惠那样的来和一下子。不过这在我自己是觉得分别得如此清楚，若是在旁观者便难免迷惑，看风水的老者说不定会做盗坟贼的头领，议论的转变更不是料得到的事，何况明明标着字号，那么主顾的只认定招牌而不能辨别货色，亦正是可能而且难怪者也。讲到底，不改名仍是不妥当，那么还是要来考虑改名的方法。
我最初想到的是加姓写作周知堂。可是这似乎有点不妙，因为连读起来有意义，仿佛是东安市场的测字卜卦处的堂名，大有继问心处而复兴吾家易理的气势，觉得略略可笑。其次是仍用知堂而于其上添注老牌二字，以示分别，只可惜颇有商贾气，所以也不能用。再其次是将平声的知字读作去声，照旧例在字的右上角用朱笔画一半圈，这样就可以有了区别了，可是普通铅字里向来没有圈四声的字，而且朱墨套印又很为难，结果仍旧是窒碍难行。最后的变通办法只好改圈声为添笔，即于知字下加写日字，改作智堂字样，比较的还易行而有效，所可惜者仍是平常，不过在不发见与别人相同的时候总可以使用，到必要时再来冠姓曰周智堂，还留得一步退步在，未始不是好办法也。
我从前根据孔荀二君的格言自定别号曰新四知堂，略称知堂，今又添笔作智堂，大有测字之风，倒也很有意思。关于智堂孔子曾说过几句话，曰知者不惑，曰知者乐水。水我并不怎么乐，而且连带的动与乐也都不见得，那么这句话明明是用不着。不惑虽然也是未必，不过孔子又云四十而不惑，我们过了四十岁的人总都可以这样称了罢，而且不佞本是少信者，对于许多宣传和谣言不会得被迷惑，因此足以列于智者之林亦未可知也。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于北平。
十多天前北平有几家报纸上揭载一条新闻，用二号铅字标号曰“周作人宅大窃案”。当初我看了这报连自己也很惊疑，但是仔细回想近日家里不曾有东西被窃，再看报上所记失主的年龄籍贯住址以及妻子人数，于是的确知道这是别一周君，那样标题乃是一种手民之误，如《世界日报》便没有弄错，明明写作北大教授周作仁宅。当天我即写了一封更正信给一家报馆道：
“本日贵报第六版载有北大教授周作人宅大窃案一则，查该案事主乃周作民先生之族弟，（案各报均如此说明，）名系作仁二字，与鄙名音同字异，贵报所记想系笔误，特此声明，请予更正为荷。”第二天“来函照登”果然出来了，照例是五号字，又只登在北平一个报上所以不大有人看见。然而那大窃案的新闻可是传播得远了，由北平天津而至南京上海，过了几天之后，在南方的朋友来信大都说及这件事，好像那边所登载的都是“人”字的笔误本。有人在军队里的大约很忙，没有看新闻的内容，真相信了，信里表示慨叹，有人怀疑是传闻之误，或者猜着张冠李戴的也有。有一位朋友写信来说，闻尊处被窃有银元宝数只，鄙人昔日出入尊府，未闻有此，岂近来窖藏已经掘得乎。这位朋友对于吾家情形最是熟悉，所以写这一封信来开玩笑，在接到的许多信里算是顶有风趣的了。但是转侧一想我又颇有“杞天之虑”，为什么呢？
我的姓名出典在《诗经》里，人人得以利用，相同亦是无法，至多我只能较量年代加个老牌字样，如我的名字是辛丑年进江南水师时所取的，那么这正是二十世纪起首老店了。不过真正同姓名倒也还没有过，平常所有的大抵只是二字互易，不是把“仁”字写作“人”，便是把“人”字写作“仁”。我收到好些官厅的通知商店的广告，地址明明是给我的，却都写着“仁”字，这仿佛与中头彩中字一定要写“仲”一样，或者是北平的一种习惯法亦未可知。同时有些寄给那位周先生的专门的书籍杂志讲义等又往往写了“人”字，由我收下后加签交学校的收发处送去。每年学期开始的时候，各报登载新学年的功课，法学院的经济学银行论等总有一两家报纸硬要派给我担任的。这种小事情极是平常，有如打电话错了号码，只知道是错了随即挂上，也不必多说什么。但是这回我觉得很有声明之必要，因为有一两点于我颇有不利。报上说周宅失物有银元宝及金珠饰物，共值万余元，本是很体面的话，可是假如人家真相信这是吾家的事，那么事情便大不佳妙，有好几位债权的朋友见了一定生气，心想你原来是在装穷么？即使不立刻跑来索还旧欠，至少以后不能再设法通融以弥补每年的亏空了。还有一层，假如社会上相信吾家一被偷就是万把块钱，差不多被认作一个小富翁，虽然报上明明记着失主的街巷和门牌，梁上君子未必照抄在日记上，万一认真光降到吾家来，那不是好玩的事。寒斋没有什么可窃，金器只有我的一副眼镜的边，在十多年前买来时花了一二十块钱，现在世上早已不见此物，自然更不值钱了。古董新近在后门外买得一块断砖砚，颇觉欢喜，文字只剩“元康六”三字，我所喜者乃顶上鬐须甚长之鱼纹耳。旧书新得明刊本《经律异相》五十卷，梁宝唱所编集的佛教因果故事，张氏刊《带经堂诗话》三十卷，有叶德辉藏书印，但价都不过数元，并非珍本，不过在个人以为还好罢了。这些东西都是不堪持赠的，如不是真正的风雅贼，走来拿去，不但在我固然懊恼，就是他也未必高兴，损人不利己，何苦来呢。为此我想声明一声，免得招人家的误会，所谓人家者就是上述的两类，虽然将债主与偷儿并列有点拟于不伦，而且很对不起朋友，但是为行文便利计不得不如此，这只得请朋友们的特别原谅的了。
前日报载实业部长吴鼎昌先生建议修正法案，限制人民只准用一个名字，这个我十分赞成。但我又希望附加一条，要大家对于这名字也互相客气一点。我说客气，并不是如从前文中必称官名曰某某大令，或称什么老爷大人，实在只是对于人及其名稍为尊重罢了。例如报馆“有闻必录”，有时事实不符，有时人名错误，来函固应照登，还当于原版用同样大铅字在著目处登出，庶几近于直道。我这篇文章并不是为报馆而作，不过连带想到，觉得若能如此则我们声明或更正当更为有效，大可不必多费工夫来写这种小文耳。
（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于北平。）